分享一則頗具啟發的虛擬資產請求返還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訴字第5623號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114%2c%e8%a8%b4%2c5623%2c20251226%2c1 💡重點節錄： 1️⃣ 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 參據ACE Exchange使用者條款前言第1點：「ACE Exchange透過虛擬通貨交易平台https://www.ace.io，為用戶提供特定虛擬通貨，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各種虛擬通貨之買賣交易服務，各用戶透過本平台註冊或登入使用ACE Exchange提供的服務（下稱「ACE Exchange服務」）…。當您勾選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所有附加條款，即表示雙方成立商業契約關係，並適用您使用ACE Exchange服務及本網站的任何情形…。」、第一節第1點：「我們致力於提供一個虛擬通貨的線上交易平台，用於各種虛擬通貨買賣交易…」、第4點：「ACE Exchange的部分服務是以收費方式提供的…」，及第五節第1點：「您可以從ACE Exchange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和由ACE Exchange以外的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數位資產錢包，為您的ACE Exchange帳戶存入虛擬通貨。」等約定，明示系爭平台為虛擬貨幣線上交易平台，用戶於系爭平台註冊並登入後，即可透過系爭平台提供之數位資產錢包存入虛擬通貨，並進行虛擬貨幣買賣交易。 至於虛擬貨幣客觀雖為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幣為權利所依附之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亦為原告所自陳者；又原告於系爭平台完成註冊，取得使用帳號，並綁定銀行帳戶作為系爭平台購買或販售虛擬貨幣之入金、出金使用；足認兩造就原告於被告所有之系爭平台存放虛擬貨幣部分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法律關係。 2️⃣ 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等虛擬貨幣，雖無實體，然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之貨幣，其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此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頁)。則依前開說明，附表一、二所示之USDT本金、利息，不生給付不能問題，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於無法返還時，應按起訴時價額折付金錢，另附表一所示本金應加付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 🧠摘要： 1️⃣本件是原告針對王牌數位創新公司（ACE Exchange）提起的民事訴訟案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返還在「債權認購計畫」中所投入的USDT虛擬貨幣本金及利息，法院最終認定雙方存在民法「消費寄託」關係，並判決被告應歸還相應的虛擬資產。 2️⃣ 虛擬貨幣是無實體，其本身可表彰一定價值，使虛擬貨幣持有者得持以兌換等值的物或貨幣，可認虛擬貨幣為權利所依附的客體，性質應屬「物」，且屬代替物。 3️⃣本件判決內容特別區分「實體資產」的返還請求與因無法給付而產生的「金錢賠償」，僅針對前者予以准許。此案例反映出法律系統在處理「數位資產糾紛」時，如何應用民法規範來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 📄延伸閱讀： <> https://www.infolaw.online/post/steaker%E7%A9%A9%E5%AE%9A%E5%B9%A3%E6%8A%95%E8%B3%87%E6%AC%BE%E8%BF%94%E9%82%84%E6%B0%91%E4%BA%8B%E5%88%A4%E6%B1%BA%E7%B0%A1%E8%A9%95 先前Steaker民事案的判決已經揭露： ◦ 法院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附表二所示幣種及數量的「虛擬貨幣」。這意味著法院將虛擬貨幣本身視為應予返還的標的，而非僅限於其等值的法定貨幣，體現對虛擬貨幣作為資產的認定。 ◦ 關於利息請求，判決明確指出，由於被告應返還原告的是USDT、USDC、BUSD等虛擬貨幣，無法按週年利率計算其利息，因此原告的利息請求不應准許。這為虛擬貨幣損害賠償中的利息問題提供了指引。 • 界定虛擬貨幣作為損害賠償標的的形式，同時也澄清其利息計算的限制。 💡這對未來台灣虛擬資產平台的運營模式、風險揭露以及法律合規性，都將產生重要的指導作用（Leading Case）。但愚見認為： 1️⃣其中關於利息請求，我認為這就涉及「虛擬貨幣」的定性或性質，我長期也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問題，必須釐清。不然可能就會像這個判決，沒有明確理由或交代，為何「返還虛擬資產之債務」不適用民法第203條「應付利息之債務」。 2️⃣如果將虛擬貨幣定型為民法的「物」或商品，而不是資金或間接的金錢，那當然不會產生民法第203條而有法定年利率5%的問題。但如此一來，是否有所矛盾，因為既然不是間接資金或資金款項，那怎麼會有銀行法第29條吸金的問題？ 3️⃣在民法上，「物」的概念涵蓋金錢（法定貨幣）。具體的鈔票、硬幣屬於有體物，完全落入「物」的範疇。但在法律效果上，金錢同時兼具「物」與「支付手段」的雙重性，並在金錢債務關係中主要作為可替代的給付標的，而不以個別性為重。 4️⃣如今因為合規化、法令到位、企業信任、市場成熟，甚至會計實務也接納與歸類為現金，已發展成與比特幣一樣，與現實世界產生支付的連結，因而被認為是交易媒介、支付工具、有存儲價值，變成通常定義的金錢，所以變成錨定於法定貨幣等值發行的穩定幣 5️⃣這判決見解既然要突破傳統上對「款項」或「資金」僅限於法定貨幣的理解，將虛擬資產交易活動納入銀行法的規範範疇，且將虛擬貨幣本身視為應予返還的標的，而非僅限於其等值的法定貨幣，體現對虛擬貨幣作為資產的認定。那麼關於利息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的是USDT、USDC、BUSD等穩定幣，則應按週年利率計算其利息，因此原告的利息請求應予准許。所以最好是認為虛擬貨幣是物或商品、是間接資金，也是應付利息的標的，而有法定年利率5%的適用。

可點選進入雲端參閱論文PDF 摘要： 生成式AI代理（Generative AI Agent）能夠在真實環境中自主行動、使用工具、委任子任務，甚至形成多層代理鏈，已為傳統法律責任框架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本文以三篇文獻為核心：其一為Shapira等人發表之《Agents of Chaos》實證紅隊研究（arXiv:2602.20021，2026年）；其二為Google DeepMind研究員Tomašev等人提出AI委任框架之《Intelligent AI Delegation》（arXiv:2602.11865，2026年）；其三為喬治城大學法學院Perlin教授探討律師保密義務的《Client Confidentiality as Data Security》（Washington Law Review, 2024年）。 本文綜合以上文獻，從越權行為問責、多層委任責任鏈、律師職業倫理三個維度，系統分析AI代理法律風險；並進一步引介我國學說關於德國法「空白意思表示」（Blanketterklärung）理論在AI締約表示歸屬問題上之應用，以及2025年我國《人工智慧基本法》所確立之風險分級與人為可控原則，提出適用現行法律框架之詮釋路徑與立法建議。 關鍵詞： 生成式AI、AI代理、代理責任、空白意思表示、問責機制、授權委任、保密義務、AI基本法 結論： 生成式AI代理在現實環境中的自主行動能力，已從技術探索走向實際部署，但法律框架的建構卻明顯滯後。本文透過三篇核心文獻的系統整合，從實證失控情境、技術委任框架及職業倫理義務三個維度，勾勒出AI代理法律風險的完整輪廓；並進一步從我國本土法學視角，引介「空白意思表示」理論在AI締約表示歸屬問題上的應用，以及《人工智慧基本法》所確立的問責框架，形成較為系統性的分析架構。 《Agents of Chaos》提供法律學者迫切需要的實證基礎：AI代理在真實環境中確實發生越權、欺騙、洩漏與服務中斷等行為，且這些行為引發尚無定論的問責爭議。《Intelligent AI Delegation》則為我們提供技術層面的概念工具，揭示多層委任架構下「授權範圍明確化」的必要性。Perlin教授的研究則將討論拉回到法律職業的具體義務，提示律師在採用AI代理工具時必須認真對待的三層保密義務。 在法理分析層面，本文特別指出，AI代理的法律地位問題應分「行為歸屬」與「責任分配」兩個向度處理，不可混為一談。呂彥彬教授所引介之「空白意思表示」（Blanketterklärung）理論，提供AI所為締約表示歸屬於使用者的合理法律基礎，此乃意思表示理論層面之處理；而多層委任架構的責任鏈分析，則屬損害賠償責任歸屬之範疇。精確區分兩者，是建構完整AI代理法律分析框架的必要前提。 在立法發展層面，我國《人工智慧基本法》的通過，標誌著AI代理責任問題進入制度實踐的新階段。其所揭示的「負責任AI」精神、風險分級管理、人為可控原則及可驗證性要求，與本文所倡議的各項問責機制高度契合，為後續垂直立法及司法實踐提供可循的規範基礎。誠如Venable LLP的AI代理法律風險分析所指出：「您可以委任任務，但無法委任問責」（You can delegate tasks, not accountability）。 在AI代理技術快速演進的當下，法律人的職責不在於阻礙技術發展，而在於確保問責機制的設計與技術架構同步成熟，使創新的收益不以犧牲法律秩序為代價。 本文的研究架構尚屬初探，後續仍有待更多實務案例積累，以及法院、監管機關、立法者的積極回應。然而，無論法律框架如何演進，本文相信有一點是確定的：AI代理責任問題的核心，不在於代理是否具有意識，而在於誰設計授權範圍、誰設置監督機制、誰在系統失控時應當承擔後果——這是法律人在演算法時代無可迴避的根本課題。 雲端硬碟資料夾（論文研究PDF）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HMblYQMWgcGZbTE1tgVyNQkBZ4qTWXK/view?usp=sharing

AI 基本法三讀之後，企業主兩年內必踩的五個法律地雷 從一線實務看風險情境、法律議題與因應對策 一、為什麼「AI 基本法沒罰則」反而更危險： 《人工智慧基本法》在 2025 年 12 月 23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26 年 1 月 14 日由總統公布、當日施行（總統府公報第 7837 號，華總一義字第 11500001671 號）。三讀條文並同時通過一份具政治與行政拘束力的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院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公布日起兩年內，完成 AI 相關作用法的制（訂）定、修正或廢止。這意味著台灣的 AI 法制不會停在基本法，反而會在 2026、2027 這兩年進入一段「子法、行政指引、產業指南」密集落地的時期。 這份附帶決議，是我這段時間被董事長、法遵長、HR 主管、行銷長密集詢問的真正起點。很多企業主以為：「AI 基本法沒直接罰則，那我們就再等等」；但事實正好相反——正因為本法不直接開罰，企業實際會被罰、被告、被主管機關要求停止營業的風險，會回到既有法體系上（個資法、消保法、公平交易法、營業秘密法、著作權法、民刑事法），而且這些既有法將被更密集地套用在 AI 場景。 換句話說，法條還沒長齊，但風險已經全面上線。下面這五個情境，是我在執業現場最常遇到的「企業主容易忽視、卻幾乎必然會踩中」的 AI 法律地雷。每一個情境，我都會依照「真實風險場景 → 法律問題 → 三個實務建議 → 服務對應」的順序，告訴您該怎麼盤、怎麼擋、怎麼處理。 二、服務對應（適合哪一種企業、處理哪一種問題）： （一）AI 合規體檢 / 盤點 適合：初次導入生成式 AI 的中小企業、集團新增 AI 使用場景前的一次總盤點。 產出：AI 清冊、資料地圖、風險分級、生成式 AI 使用政策、對外揭露模板、90 天行動計畫。 （二）AI 供應鏈與模型服務合約審閱／談判 適合：作為 SaaS／平台服務商、產品嵌入第三方 AI API 的企業、採購大型 AI 模型服務前的企業。 產出：合約差異比對、重點條款修改建議、談判策略、Back-to-back 條款對齊。 （三）HR／行銷／客服 AI 合規包 適合：人資使用 AI 招募或績效工具、品牌使用 AI 客服與行銷內容的企業。 產出：告知同意模板、人類覆核 SOP、AI 揭露模板、深偽授權鏈、48 小時危機回應 SOP。 （四）AI 代理（Agent）部署法律框架 適合：導入自主行動 AI 代理、以 AI 代理處理客戶互動或交易的企業。 產出：授權範圍登記表、人在迴路觸發條件、再委任通知義務、緊急停用與事故應變 SOP、多方合約架構。 （五）事故應變與訴訟 適合：已發生或疑似發生資料外洩、深偽侵權、AI 代理失控、主管機關調查的企業。 服務範圍：證據保全、主管機關回應、民刑事訴訟、和解談判、危機公關法律配合。 三、結論： AI 基本法本身無直接罰則，但附帶決議啟動了兩年倒數——各主管機關會把「高風險」寫成具體義務。 企業主真正要擋的，是個資法、消保法、公平交易法、營業秘密法、著作權法在 AI 場景下的擴大適用，加上民刑責。 30 到 90 天內，您應該完成：AI 清冊、資料地圖、生成式 AI 使用政策（AUP）、供應商合約快審、對外揭露模板。慢一步，事故就在前面。 AI 基本法的附帶決議，是把未來兩年的合規壓力往前推的倒數計時器。越晚動手，您越被動——等主管機關子法出爐、等客戶或權利人律師函上門、等主管機關發函，都已是「來不及從容規劃」的狀態。 律師的價值，不在事故發生後的救火，而在讓事故不要發生，或在發生那一刻，您早就把抗辯、證據、合約、流程準備好。這也是我對每一位走進事務所的企業主所承諾的工作方式。 四、全文連結（雲端硬碟資料夾）：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_2eL5EpSiMW_FjmaukJaS6He9YBs9Qh0/edit?usp=drivesdk&ouid=100970433116265872918&rtpof=true&sd=true

[前言、問題意識與舉例說明] 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能否在事件發生前有預防效果？事件發生後有背書或澄清的用途？ 例如評估境外專案項目方（在台灣以外的國家註冊登記設立的公司）預計在台進行「預測市場」的推廣與運行，走的方法是完全去中心化（開發智能合約）、第三方穩定幣、不碰政治或選舉議題、不做線上對賭、排除OFAC所列黑名單錢包、DeFi與DAO運作，在台律師於該公司在台營運或推廣行銷前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對於業者的意義為何？ [一、法律意見書與一般諮詢的區別？] 「法律意見分析」與「法律諮詢」在律師執業中都屬於提供法律意見的服務，但兩者在深度、形式與應用上有一些差異，具體說明如下： （一） 服務內容與深度 1. 法律意見分析： 這通常是一個較為深入、系統化的工作。律師在接受委託後，會對相關事實、證據、文件及適用的法條、判例等進行詳細調查和研究，最後撰寫出一份正式的法律意見書。該意見書往往包括對事實認定的分析、法律依據的闡述、風險評估以及最終法律結論，並常用於交易決策、爭議解決或訴訟準備中。由於意見內容經過深入研究，其結論可能對客戶的行動產生重要影響，律師在出具此意見時也會承擔一定的專業責任和風險。 2. 法律諮詢： 這通常是指律師針對客戶提出的法律問題進行初步解答和建議的過程。法律諮詢可能較為簡略或概括，不一定涉及全面的事實調查或詳細的法律研究。這種諮詢服務可以是面談、電話、書面問答等形式，主要目的是釐清法律疑問、指引客戶如何進一步處理問題，或者告知大致的法律風險與應對方案。相較於法律意見分析，法律諮詢的形式較為靈活、成本可能也較低。 （二） 形式與正式程度 1. 法律意見分析：通常會形成正式的書面意見，並在文中詳細闡述依據與推理過程，這份文件往往可作為決策參考或法律文件使用。 2. 法律諮詢：可能僅是口頭解答或簡短書面意見，正式性和完整性不如法律意見分析，更多是針對問題的初步指導。 （三） 客戶預期與法律責任 1. 法律意見分析：由於經過深入研究，其結論通常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因此客戶可能依賴該意見做出重大決策。律師在此過程中須謹慎、盡責，並可能面臨因意見失誤而引發的責任風險。 2. 法律諮詢：雖然也是提供法律建議，但一般來說屬於較輕度的服務，客戶的依賴程度較低，律師的責任範圍也相對較小。 （三）對律師而言 「法律意見分析」是一種深入、正式且經過全面調查研究的法律服務，通常伴隨著較高的專業責任；而「法律諮詢」則較為靈活、初步和概括，主要用於解答疑問與指引後續行動。選擇哪種服務，往往取決於客戶需求、案件複雜性及後續用途。 [二、法律意見書對於業者的效益何在？] 在法律實務中，雖然「法律意見書」（Legal Opinion Letter）並非萬能的避風港，但它在商業決策與爭議預防中扮演著「導航員」與「防波堤」的雙重角色。針對所述的境外去中心化預測市場專案，在台灣落地的法律意見書其功用可從以下層次分析： （一） 事件發生前的「預防效果」：合規導航與風險隔離 在專案啟動前，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的核心價值在於「排除違法構成要件」。 1. 調整商業模式以符合法律框架 律師會針對台灣《刑法》賭博罪、《證券交易法》、《銀行法》及《洗錢防制法》進行橫向掃描。 具體案例：假設原本專案包含「政治議題預測」，律師會指出這可能觸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建議移除。這種「事前修正」即是法律意見書最強大的預防效果。 2. 建立「主觀無違法認識」的基礎 法律意見書能證明項目方在推行前已盡到「法律注意義務」。在台灣法律體系中，若要構成犯罪，通常需要具備「故意」（Mens\ Rea）。 預防作用：當律師基於現行法規給予專業判斷，認為「DeFi 運作不屬於吸收存款」時，項目方依此執行，未來若發生爭議，可用以主張其主觀上並無違法之意圖。 （二） 事件發生後的「背書與澄清」：阻卻故意與減輕責任 一旦進入司法程序（例如被金管會移送或地檢署調查），法律意見書的性質可能會轉化為「關鍵證據」。 1. 澄清法律疑義與專業解釋 DeFi 與 DAO 對於多數執法機關而言屬於高度技術性領域。 功能：意見書能向檢調說明「去中心化」的技術本質，澄清該專案僅提供「通訊協定」而非經營「電子收付業務」，幫助辦案人員理解複雜的技術架構。 2. 作為「不具期待可能性」或「誤信法律」的抗辯 根據台灣《刑法》第 16 條，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 具體舉例：項目方可向法官提交意見書，證明：「我並非無視法律，而是諮詢過專家並得到『不違法』的結論後才執行。」雖然法官不一定會採納律師的法律見解，但這通常能有效排除「惡意」或作為請求減刑的理由。 （三）針對「境外預測市場專案」在台營運的具體應用 以提出的案例分析，律師意見書能針對以下重點進行「背書」與「防禦」： 1. 賭博罪的界定（刑法第 266 條） 律師會評估「預測市場」與「純賭博」的區別。 法律意見書功用：說明該平台是基於「資訊聚合」與「避險」功能，而非僅是財物賭博。若操作流程不涉及新台幣與虛擬貨幣的雙向兌換（由第三方穩定幣支付），律師可論證其不構成「經營賭博場所」。 2. 洗錢防制與 OFAC 名單的執行 律師會針對技術層面的「錢包過濾」出具意見。 澄清效果：證明專案已在技術底層實施合理的 AML（洗錢防制）措施（如屏蔽黑名單錢包），即便未來有不法資金流入，也能證明項目方已採取必要預防措施，減輕法律責任。 3. DAO 與法人責任的劃分 針對 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在台灣尚無明確法律地位的問題。 避險效果：意見書會釐清「開發者」與「協議運行者」的責任界線，預防台灣境內推廣者被誤認為是該專案的「實際負責人」而承擔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四）法律意見書的「局限性」 必須注意的是，律師意見書具備以下三大局限： 1.無行政處分效力：即使律師說合法，金管會或司法機關仍可有不同解釋。它不是「豁免權證」。 2.基於特定事實：若專案後續變更技術路徑（例如偷接了法幣出金），原本的意見書即失效。 3.不具保證性：律師提供的是「專業見解」而非「結果保證」。 [三、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絕非保證書，也非絕對的護身符] 在台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在專案推行前是「合規過濾器」，確保項目不踩紅線；在事後則是「防禦護甲」，用以證明經營者的誠信（Good Faith）並降低法律制裁的風險。對於前衛的 Web3 項目，一份深思熟慮的法律意見書通常是獲取合作夥伴信任及降低營運風險的必要標配。但法律意見書本身絕對不是對內或對外的一種背書，因此它通常也會載明一些限制與聲明，例如：「 1. 本法律意見書是依據截至本意見書日期之ＯＯ法律與監管態度所作成。其他司法管轄區之法律分析可能不同。 2. 本分析基於假設情境，不構成對任何特定專案或個人的法律意見。實際法律風險取決於平台的具體設計、運作與行銷方式。 3. 本意見書僅供業者或團隊內部之資訊用途，不得供任何第三人參考或背書。」 BUT！有一份法律意見書還是利大於弊，趨吉避凶啦！ 如有需要可洽詢資鋒法律事務所陳建佑律師， 律所網站資訊及法律意見書報價參考連結如下： https://www.infolaw.online/blank

分析人：陳建佑律師｜資鋒法律事務所 日期：2026年7月2日 （本件涉2026年6月30日三讀通過之新法，母法尚待金管會訂定約9項子法後始施行，預估最快2027年第一季上路。以下分析係依現有母法架構及公開資訊研判，子法發布後仍應複核。） 一、先講結論 原則上不會被納管。 律師純粹因擔任遺囑執行人或信託受託人，於執行職務範圍內為他人持有、保管虛擬資產，並非《虛擬資產服務法》所要管制的「虛擬資產保管商」。因為新法管制的核心是「以營業為目的、對客戶提供虛擬資產保管服務並以此為業」的事業，而律師的執行人／受託人身分，是附隨於遺產管理或信託本旨的一次性受任職務，性質上不是「經營保管業務」。 但有一條紅線。 如果律師把「代客保管虛擬資產」發展成一項常態性、反覆性、對不特定客戶收費提供的獨立業務，就可能從「附隨的受任職務」滑向「經營虛擬資產保管業務」，屆時就有被認定為未經許可經營、觸犯刑責（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的風險。 以下說明理由。 二、新法在管什麼——「業務性／營業性」是那條界線 《虛擬資產服務法》全文56條，主管機關為金管會，把過去只需依《洗錢防制法》完成登記的虛擬資產服務業（VASP），全面升級為「事前許可制」的特許事業。法律把服務切成7類，各須分別取得執照：交換商、交易平台商、移轉商、保管商、承銷商、借貸商，以及主管機關認定的其他。其中「虛擬資產保管商」，指提供虛擬資產保管服務（替客戶保管私鑰與資產）之虛擬資產服務商。 關鍵在於：法律管制的對象是「虛擬資產服務商」「經營虛擬資產服務業務者」。定義本身內含「營業性／業務性」要件——不是任何一次為他人持有虛擬資產都會落入，而是要「以此為業、對客戶提供」才是。這一點從並行的洗錢防制登記制度也看得出來：現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所規範者，同樣是「為他人從事……為業」的事業或人員；非以營業為目的、附隨性的持有，本就不在其射程。 用一句話說明給非專業人聽：新法要管的是「開店做保管生意的人」，不是「因為受人之託、剛好幫忙保管一下的人」。 三、律師擔任遺囑執行人的定性 遺囑執行人是《民法》繼承編下的法定角色，職務是管理遺產、執行遺囑內容（民法第1215條以下）。律師受任為遺囑執行人，於清算、分配遺產過程中，遺產若包含比特幣、以太幣等虛擬資產，律師自然會在職務範圍內暫時持有或控制這些資產（例如掌握錢包私鑰、待分配予繼承人）。 這種持有具三個特徵，使其不該被當成「經營保管業務」： 一次性、依附於特定遺產案件：不是對外招攬、反覆承接的服務項目，而是隨個案繼承事件發生。 法定或遺囑指定的受任職務：權源來自民法與遺囑，不是提供市場化的保管服務。 以移轉、分配為終局目的：律師持有虛擬資產的目的是把它交付給繼承人或依遺囑處分，不是長期替客戶「存放」。 長久以來，遺囑執行人本就會經手現金、存款、股票、不動產，從未因此被認定為銀行、證券商或信託業。虛擬資產只是遺產的一種新型態標的，法律定性不因標的改變而改變。 四、律師擔任信託受託人的定性——「民事信託 vs 營業信託」 這一題，實務上已有現成、清楚的區分框架，可直接類推。 《信託法》容許任何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擔任受託人；但《信託業法》另外規範「以營業為目的接受信託」的信託業（如銀行、信託公司）。兩者的分界正是營業性： - 營業信託（商事信託）：受託人常態性、以營業為目的受理信託業務者，屬信託業，受《信託業法》及金管會監理。 - 民事信託：受託人非以營業為目的，例如自然人、律師、會計師受個別委託人之託擔任受託人者，僅受《信託法》規範，不是信託業，也無法、且無須依信託業法申請許可。 律師受單一客戶委任、擔任其信託之受託人而持有信託財產（含虛擬資產），本質上就是「民事信託的受託人」，與「經營信託業」是兩回事。這個既有分界，正可平行套用到《虛擬資產服務法》：律師以受託人身分持有虛擬資產，對應的是「民事信託受託人」，而非「經營虛擬資產保管業務的保管商」。 同一套「營業性」邏輯，在信託業法下不把律師當信託業，在虛擬資產服務法下也沒有理由把律師當保管商。 五、什麼情況會「踩線」——風險升高的情形 雖然原則上不納管，但界線會在下列情形變得模糊，值得警覺： 把保管做成獨立收費服務、對外招攬：例如律師（或事務所）對外宣傳「代客保管加密資產」「加密資產託管方案」，向不特定客戶收取保管費，且與具體的訴訟／繼承／信託個案脫鉤——此時已具「營業性」外觀，最接近保管商定義。 常態性、反覆性、規模化持有不特定多數人的虛擬資產：偶一為之的個案受任，與經常性承接多數人資產的「準金庫」，性質不同。 提供的服務實質等同交易所或錢包商：若律師不只是持有，還替客戶頻繁移轉、兌換、撮合，可能另觸及移轉商、交換商等其他類別。 子法可能細緻化「保管服務」的定義與門檻：母法尚待約9項子法補充。金管會日後若對「保管服務」設有金額、人數或行為態樣的具體標準，須重新檢視適用。 六、風險評估總表 七、實務建議 維持「附隨於個案」的定位：擔任執行人／受託人時，把虛擬資產的持有明確定性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並在委任契約、遺囑或信託契約中載明權源與範圍，避免被誤讀為對外提供的保管服務。 不要把保管單獨商品化、對外招攬：尤其避免以「代客保管加密資產」為名收費、對不特定人提供，這是最容易踩線的一步。 私鑰與資產安全的技術控管：即使不受本法納管，律師仍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建立私鑰保管、備援、權限控管與交接程序，並考慮投保，這是實務上比「是否納管」更立即的風險。 留意並行的洗錢防制義務：本法與洗防法是兩套制度。即便未達 VASP 保管商，涉及虛擬資產金流時仍應注意洗防法、資恐防制相關規範。 追蹤子法與金管會函釋：母法最快2027年第一季施行，約9項子法陸續發布。建議在子法定稿後，就「保管服務」定義是否涵蓋律師受任持有一節，再做一次確認，必要時可具體個案向金管會函詢。 附註：本分析的限制 - 新法2026年6月30日始三讀通過，尚未施行，且母法完整條文與子法細節仍在整備中，本分析係依現有母法架構、立法說明及並行之洗防登記制度研判，屬現階段的合理法律見解，非確定結論。 - 「營業性／業務性」的最終認定權在主管機關與法院，個案事實（頻率、對象、收費、招攬方式）會影響結論。 - 若擬據以規劃具體業務模式（例如事務所欲開展數位資產傳承服務），建議另就具體方案做正式法律意見書，並評估是否須事前向金管會確認。 資料來源 - 立法院三讀通過虛擬資產服務法 資誠解析五重點｜PwC Taiwan - 完整解讀台灣加密貨幣專法《虛擬資產服務法》｜動區動趨 BlockTempo - 立院三讀虛擬資產法 明定穩定幣發行依據、強化監理｜中央社 CNA -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金管會 - 信託是什麼？律師帶你了解財產信託4大關係人｜法律010 - 信託的種類（營業信託與民事信託）｜金管會 moneywise

[前言] 筆者以前曾寫過三次關於媒體議價的普法文章，這次嘗試從Web2、Web3角度來看法律規範，並提及數位主權、歐盟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 Act, DMA）、著作權、鄰接權等概念，且探討澳洲立法例、我國法規草案等核心問題。 [從Web2與Web3來看媒體議價] 有法學論者先從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市場競爭及新聞媒體的監督政府角色切入討論（參閱曾偉婷，《數位平台時代新聞媒體的困境與對策》—以「澳洲媒體議價法」之經驗為中心，刊登於月旦法學雜誌No.347，2024年4月），認為谷歌和臉書在台灣數位廣告市場顯具影響地位，而我國媒體業者卻因未獲得相對應的廣告流量收入、平台使用新聞內容未合理付費等情形，正面臨產業失衡，故希望政府能介入，參照澳洲媒體議價法的規範來建構台灣健全的市場機制，進而強化我國言論市場，且保障民眾「知的權利」。筆者我另先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探討。 暢銷書《區塊鏈革命》作者泰普．史考特（Alex Tapscott）在他的新書《WEB3新商機》有一段提到：「Web2的支持者認為，可編寫的新式Web會移除掌控網路資源的守門人。然而恰恰相反的是，Web2巨擘反倒成為新的網路守門人；當澳洲政府推出新法，要求臉書、谷歌等公司為新聞連結內容付費給澳洲新聞媒體時，臉書的回應方式卻是封殺澳洲所有新聞內容，但澳洲有39%的人透過臉書的服務閱讀新聞。況且，臉書封殺新聞內容的時候正值野火肆虐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幅切斷了國家氣象局和政府衛生官員想宣傳的消息。由於社會大眾正等待著疫苗接種的相關資訊，澳洲政府只能屈服，並向臉書做出各種讓步。」可說是點到現今Web2時代的媒體議價現象與困境（包括：與大型平台斡旋困難、對中小型媒體保障不足），並企圖從Web3角度來看法律規範及尋求突破點。 Web1（1992~2002年）是網站只能讀取（Read）的年代，而Web2（2002年至今）是網路可以讀、寫（Write）的時期，例如臉書（Facebook）和X（前Twitter）等社群媒體龍頭可讓用戶在其平台上創作、發佈內容、組成社團或線上協作，但用戶只有使用權，而不完全擁有內容的所有權，且對於平台的治理不具任何決定權。所有協作和通訊的價值全都累積到臉書（Meta）、谷歌（Google）、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與微軟（Microsoft）等中心化的封閉平台，這樣的平台提供服務給用戶（包括使用者、應用程式開發者、品牌方），產生的數據資料也全被平台給利用，為這些科技巨頭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例如以廣告為基礎的營收模式。用戶就如同「雲端封建時代」下的數位佃農。 我們用戶與臉書等科技巨頭（以臉書為例）之間算是一個無償或免費的服務契約關係，臉書同意用戶在其社群平台上傳或發表許多資料或訊息，目前我們用戶集體對臉書的極度依賴，當社群平台的應用上，我們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甚至臉書在成年人使用的社群媒體市佔率超過70%時，它們與實體的公共設施一樣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消失則商業與社會就無法正常運作，也就是它們的規模已大到足以影響人們的公共利益。前述澳洲與臉書的媒體議價就是一個例子，澳洲即使立法後也必須向臉書低頭或妥協。 Web3（2020年迄今）提倡使用者不僅可讀取和編寫網路上的內容，也能擁有內容的所有權（Oｗn）。Ｗeb3有助於普及關鍵平台、組織和資產的所有權工具，並讓Web用戶的獎勵與權益跟著他們使用的技術一起進步成長。以太鏈的創始成員—蓋文．伍德（Gavin Wood）在2014年就已提出Web3的概念：一個去信任化、去中心化、無需許可的網路服務，一種用戶可拿回對個人資料所有權的網路形態。伍德也在其創立Web3基金會後曾說：「Web3實際上更像是一場更大的社會政治運動，它正在從專制威權轉向更加理性的自由模式。」 Web3運動是致力於現有網路（Web2）進行去中心化及民主化，利用數位資產的力量，賦予個人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依據Web3倡議者Naval Ravikant所述，在Web3世界中，用戶擁有自己的資料，貢獻者擁有平台，而且程式碼是開放的。雖然一樣都有廣大公眾的參與，但Web2的收益主要是由廣告的商業模式所驅動，而Web3是立基於商業活動，其商業模式來自於代幣（Token）經濟，且強調持有代幣者更具有自主參與性，也就是網路使用者從被動的消費者，轉變為主動的創造者，體現在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s）、非同質化代幣（NFTs），皆以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技術、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為其基礎設施。如讀者對「網路時代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有興趣更多了解的話，建議可去翻閱Chris Dixon的《Read Write Own》（2024年8月將有繁體中文版）。 儘管數位資產或代幣的所有權是Web3的基礎，為用戶的存在賦予經濟利益，也帶來新的身分識別方法，甚至也讓用戶對網路平台與服務的運作具有發言權，保障網路多元包容和公平運作，但Web3尚未全面普及或被採用，仍在早期階段，是否能夠藉此顛覆Web2科技巨擘，或從中改變法律規範，製造突破點、解決痛點，都還需要努力發展與觀察。 在Web3信仰者的心中，用戶們可依共通標準與協定在不同的l平台間互通，每個平台仍有自己的管理權限，平台間也像「國與國」交涉，在某程度下，用戶也有數據或資訊自主權，未來應該也會符合最嚴格的法規群—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人工智慧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IA）、DMA、《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 DSA）。 [數位主權、DMA與媒體議價的關聯] 其實這世界已深陷於Web2的「監控資本主義」，不管如何，我們早就被大國或科技巨頭給侵害言論自由、隱私與數位自主權，甚至被操弄意思與決策而不自知。所以歐盟要對抗這種狀況，用理想的「網路治理」與「多方利害關係人」等概念，要去抗衡Web2時代下的「監控資本主義」者，要奪回或站穩「數位主權」，要掌握在地或跨國界的資料經濟！不斷推成出新，這幾年來陸續端出GDPR、AIA、DMA及DSA，每每對美國科技巨頭處以天價鉅額罰鍰！對Web2的美中科技大國或巨頭祭出人權隱私規範，不僅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戰略考量，也是對網路治理裡面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平衡。歐盟這種區域經濟體要展示數位主權，傳統國家主權角力的延伸，防止美國科技巨頭侵門踏戶、把數據都一把抓。 「數位主權」是指一個國家或政府管理自己數位資訊的權力。而數位主權之所以會受到各國的重視，主要在於雲端運算科技的興起及普及，谷歌等科技巨頭能以此等技術，跨越國界，直接獲得另一個國家有價值的數據（資料經濟），而該國政府反而無法過問。這已造成許多國家的資料均儲存於臉書、微軟等公司的雲端伺服器，正因為掌握數位資訊與資料經濟的公司能將上開資訊加密，或切斷其資訊流，這些國家等同變相地喪失其主權。換言之，數位主權已被進一步納入整體主權概念之一，例如：德國於2018年數位高峰會上聚焦於資料處理與核心競爭力，認為國家或組織之數位主權彰顯，端視其對儲存或處理之資料能否有完全控制能力與對其之獨立決策權。 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12月發布DMA草案，主要目標對準全球化科技巨頭，希望在確保公平競爭、維護創新數位環境的同時，也能保障個人使用者的隱私、資安及使用網路的權利。DMA主要規管對象是「守門人」（Gatekeeper）平台，例如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或拍賣網站等，這些守門人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鍵交流管道，握有廣大的資料經濟（注意力市場）。若違反DMA，企業可能面臨其全球年度營業額最高10％、或在重複侵權情況下最高20％等罰鍰，甚至也可能面臨遭強制出售其部分業務的處分。 台灣公平會曾於2022年3月間出具一份《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它的第105、200頁分別提到「數位廣告分潤與新聞收費」及其法規政策；後續兩年間政府也舉辦多起公聽會及研討會，立法院也有一些相關草案，但進度仍未有重大突破。行政機關的推行及立院的立法，對於媒體議價才是正辦。 換言之，立法才是能真正解決媒體議價的問題。怎麼說呢？公平會白皮書對「數位廣告分潤與媒體議價」議題，主要陳述當時國際上之議價模式，以及未來公平會如何以准予「聯合行為」的方式，讓新聞媒體可聯合向國際網路平台（例如谷歌或臉書）爭取議價。當時公平會坦承目前台灣的執法困境，該白皮書務實指出，台灣的新聞媒體如果聯合起來向國際網路平台議價，有違法疑慮，台灣公平會或許可找方法為國內的新聞媒體業者放行，即為鼓勵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業者進行自願性議價協商，則將此共同請求議價協商的行為，納入聯合行為的豁免範圍。但筆者認為這都是治標不治本，蓋：大型跨國數位平台與台灣新聞媒體業者的議價地位差距懸殊，歐美民主國家為維持新聞產業合理生存及發展的市場環境，多有協助新聞業者向數位平台收取新聞報導使用費的立法或行政措施，然我國新聞媒體業者即使聯合向國際大型數位平台提出議價協商，仍難以建立對話平台。所以協商機制的法制化，才是重點，而「議價協商」的程序、「新聞媒體業」與「數位平台業」的定義（認定適格），行政主管機關（如「數位發展部」）的居中功用，及「調解或仲裁」的救濟等規範，更是重中之重。 [用著作權、鄰接權處理媒體議價？] 這議題打從2020年筆者就寫過文章關注：「法國巴黎上訴法院在2020年10月曾判決，Google須就針對所謂『鄰接權』制定的新規定，和媒體機構展開協商。這個新規定之目的在確保當新聞機構的內容顯示於網站、搜尋引擎和社群媒體平台，就能獲得報償」。就傳統媒體被科技網站平台侵蝕得很嚴重的情況，各國不得不透過政策或法律去重新做一個利益分配，包括歐盟針對網路著作權有規範《2019年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試圖處理這個爭議。 到了2021年2月，澳洲國會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NMBC，簡稱「澳洲媒體議價法」）要求臉書或谷歌必須與新聞媒體業議價，新聞媒體業者可單獨或集體向此跨國數位平台議價（利用新聞「連結」的行為）請求新聞授權費或「報酬」，換言之，正式在法制上有一個分潤機制。上述法案通過後，各國群起效尤，例如加拿大參考澳洲的立法模式，在2022年4月提出《網路新聞法》（The Online News Act）；歐、美洲各國亦逐步跟進立法程序，保障新聞業在數位市場的發展。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著作權法》有「鄰接權」（Neighbouring Rights）概念，得以要求數位平台對使用新聞內容付費，台灣的《著作權法》並無相關規範，故應較適合參考澳洲媒體議價法的內容。 說到底，都是涉及網路治理與數位主權的發展。網路世界原本是無疆域或界線的空間，但在各國政府宣示主權加強規範的趨勢、民營企業、網路使用者、非營利組織等參與下，逐漸在網路世界的活動產生各種管制，就逐漸催生「多方利害關係人」根據其角色所制定與實施的「網路治理」需求及規則。這當然延伸至國家主權與數位主權的交互影響，而數位主權的發展，已經直接或間接造成侵害國家管理數位資訊與環境之權力的情況，也使用戶、使用者或消費者的權益受損。近年來科技業競爭下雲端運算科技的興起與普及，許多科技巨擎以其技術跨越國界，直接掌握許多國家使用者之資料，使各國政府無法或難以過問，變相喪失國家主權。 歐洲試圖在國家層面與企業層面排除來自美國、中國等科技巨擎之掌握，從硬體設備或平臺等中介媒介取回自決能力，如歐盟於2020年提出之《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草案等，其核心意涵皆直接與間接涉及數位主權之概念。澳洲媒體議價法於2021年2月間通過，也是當前國際實務上彰顯其數位主權之手段或方式。 [澳洲立法例、我國法規草案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誠如前述，澳洲有39%的人透過臉書的服務閱讀新聞，而臉書在台灣達到2,271萬使用戶，涵蓋人口的94.9%，其中25至44歲的用戶達到1,090萬人，是使用臉書的主要族群。當臉書這樣社群媒體市佔率超過70%時，它們與實體的基礎建設一樣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消失則商業與社會就無法正常運作，也就是它們的規模已大到足以影響人們的公共利益。這些所涉及到的就是新聞自由、民眾知的權利，以及大型數位平台與新聞業是否可能共榮合作地的未來走向。 台灣有立委等十七人在2024年3月20日擬具「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議價法草案」（簡稱「媒體議價法草案」），也以澳洲為其主要參考對象。筆者認為縱使澳洲立法例與適用結果值得參考，但也要考量政府與數位大型平台斡旋的困境、因平台的介入導致法案實施上難達原本立法的精神、對中小型媒體的保護有限等經驗。 上開媒體議價法草案，大致參考澳洲媒體議價法的規範，且不參考美國參眾議院2021年《新聞業競爭與維護法草案》（Journalism Competition and Preservation Act of 2021, JCPA），例如在「新聞媒體業者」的認定適格上儘量放寬，不像美國JCPA那樣嚴格限制且排除部分中小型或獨立媒體參與議價的資格與空間，即草案第3條規定，該法所稱新聞媒體業，主要同時符合「依法成立的組織或團體」、「定期產製原創性新聞報導並發行於網際網路」，就滿足受數位平台轉載新聞內容，影響廣告收益的產業條件。 不論如何，台灣還是有立法之必要，以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也能使眾多媒體業者得以商業協商模式，從平台中取得新聞內容或連結的報酬。我想這也是在Web2時代下，各方爭奪數位主權甚至AI主權的背景環境裡，只能透過法規範融合「網路治理」與「多方利害關係人」等概念，去調適媒體議價的議題吧！

[前言] 電子簽章法修正條文草案行政院版（下稱行政院版）第5條說明欄記載「為推動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普及運用，達成智慧政府及數位轉型之政策目標，爰刪除『經相對人同意』之文字」，但行政院版第1條第2項卻又明定「司法程序不適用本法規定」，該條說明欄記載「考量司法程序的特殊性」，我就問：所謂特殊性是特殊在哪？本文就以下4個觀點提供一些看法。 [1.現行條文與修正草案都有給各機關包括司法院適用電子簽章的空間，而非硬性規定只用電子文件、電子簽章或數位簽章] 行政院版第5條第1項、第3項分別有規定「文件及簽章之使用，得以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為之」、「依法令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得以電子簽章為之」，及行政院版第5條第2項規定：「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均已給機關與企業有彈性適用電子簽章法的空間，為何要逕自將司法程序排除本法的適用？難道像金管會針對金融商品或服務就沒有特殊性嗎？(例如購買保險商品、簽署保險契約等情形) 行政院版第5條第4項規定：「前三項文件或簽章之使用有相對人者，除相對人已同意採用電子形式外，應於採用電子形式之前，以合理方式給予相對人反對之機會」，其說明欄：「考量現今社會仍存有數位落差，爰增訂第四項規定，於文件或簽章使用有相對人之情形，除相對人已積極表示同意者外，應於採用電子形式前，以客觀上合理之方式，給予其反對之機會」。所以縱使司法程序有其特殊性，本法仍已有給機關、企業、法人與自然人採用其他多元方式之可能性。 電子簽章法現行第5條第1項旨在闡明文書原本或正本作成時得以電子形式為之，並非全面要求文書原本或正本皆應以電子文件為之，且核對筆跡、印跡應是針對紙本文件未來發生真偽爭議之判斷，現行條文第5條第1項本文與但書之間，似無必然關聯（但書規定：應核對筆跡、印跡或其他為辨識文書真偽之必要或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縱使是行政院版第7條第1項保留但書規定，也是在其說明欄表示：「如文書係以電子文件形式作成，倘依法令應提出文書原本或正本，自仍為電子文件形式，適用第一項規定並無窒礙；如有辨識該等文書真偽之必要，仍應以電子方式為之，並無適用但書之餘地，始符立法及事物本旨」。這些條文與立法理由都已再再說明：即使關於司法證據的真實性，在訴訟程序或證明法則上的考量；抑或司法程序有其嚴格證明法則、公益職權性質的特殊性（尤其是刑事案件與家事案件），但電子簽章法的電子簽章，尤其是數位簽章需要憑證，其嚴謹程度不會低於一般書面或紙本上的簽署或相關證件在身分上的驗證（除非數位部自打嘴巴、司法院對數位部或我國數位簽章等技術沒信心），否則司法程序不應排除電子簽章法的適用。 另行政院版第8條第1項也有規定: 「文書依法令之規定應以書面保存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其說明欄：「保存其他足以驗證、鑑別電子文件內容真偽之資料訊息，以利日後查驗。」而第11條第1項規定得依法律排除前面所講的第5條及第8條的適用。然，此為立法者的立法空間，所以得由立法機關衡量。且除上面條文之間的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外，也有下面的諸多考量，故本文仍認為司法程序不應排除電子簽章法的適用。 [2.司法全面E化的期待] 根據司法周刊早在102年4月19日報導「司法院積極推動法庭數位科技化 期訴訟全面E化」、「已完成支援觀審之卷證目錄電子系統 正規劃檢辯均能使用之整合性服務」、「開發職務法庭電子卷證系統、檢察官、律師之訴訟E化服務系統」、「建置線上訴訟及電子書狀交換系統，提升我國司法審判環境E化程度」、「配合卷宗數位化建置進度，司法院也將強化資訊基礎建設，提高網路頻寬，以利於數位卷宗交換；同時亦將透過資訊技術與制定相關法制規範，保障當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避免數位證據遭到濫用」。 如果電子簽章法排除掉司法程序的適用，我認為反而是司法數位科技化的開倒車！更與司法院多年來號稱的「提升我國司法審判環境E化」大相逕庭！況且，比起現行制度下，律師司法官們只靠帳號密碼就能上網操作目前司法院線上管理系統，若能使用電子簽章或數位簽章，更能達到「提升我國司法審判環境E化」，以及「保障當事人的資訊隱私權、避免數位證據遭到濫用」之目的！ 全球有許多國家在探索並實施數位法庭或網路法院的可能性。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新加坡和中國。這些國家都在驗證網路仲裁審理民事案件的可能性，涉及的案件類型包括涉網案件、小額欠債，甚至辦理離婚等，都可以在網路上處理。這種數位化的法律訴訟方式，讓當事人不需要親自到法庭，而是可以透過網路進行案件的到庭、提交證供證物以至案件審理。這種方式不僅提高了訴訟的效率，也降低了訴訟的成本，並且沒有地域限制。如果台灣能夠以電子簽章法適用在司法場域，例如如何確保網路審訊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以及如何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3.司法聯盟鏈共同驗證平台推行到民眾的計畫] 尤有甚者，台灣從110年至今就有在實驗與試行司法聯盟鏈共同驗證平台(b-JADE)，這是台灣區塊鏈技術應用在司法程序的實例，以區塊鏈貫穿司法審判流程，嘗試用區塊鏈來保存數位證據、驗證數位證據的真實性，去年（112年）10月間法務部更發表「證明標章」（證明標章需要申請），透過標章要求會員組織留存數位證據過程，提供驗證可能性。「司法聯盟鏈」在113年第1季正式全面上路，成立全民共同驗證平台，讓人民都使用便利科技，建立數位時代的信任機制，進而促進司法正義實現。 「司法聯盟鏈」5個創始會員機關，含司法院、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貫徹區塊鏈去中心化及多數決架構，採多數決驗證方式，非集中單一決定，不因外在因素而影響永續運作。「司法聯盟鏈」由會員共識及公私協力方式，結合5個創始會員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國家實驗院所屬「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共同建置，規劃結合法律程序性及技術可靠性，合於法律及技術的規範逐步發展，未來可推展至其他司法相關官方或民間機關、機構或團體。 「司法聯盟鏈」可有效提升數位證據驗真，建置司法聯盟鏈共同驗證平台後，法官、檢察官及全民均得對存證檔案驗證，可提升辨識數位證據同一性之效率，即時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符合人民對司法效能之要求。既然如此，電子簽章法的電子簽章、數位簽章，都有可能連結到司法聯盟鏈的適用，怎麼能反而在電子簽章法去排除司法程序的適用呢？本文認為，司法程序應適用電子簽章法，不論電子簽章或數位簽章所涉及的區塊鏈或密碼學技術，都恰好可應用在司法聯盟鏈，以及前面所講的司法審理E化的計畫，這樣才能降低司法專業人員或一般當事人、民眾使用的門檻或難度，最終達到使人民更接近司法，真正保障人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訴訟權益。 [4.既然數位部規劃TW DIW，要串接各界包括司法管轄的程序，為何又在TW DIW的法源依據即電子簽章法明文排除司法程序的適用？這豈不是繞一大圈自打嘴巴嗎？] 數位發展部在2023年進行一項「web3 分散式數位驗證與自治組織技術研發資訊服務委託案」計畫，其中驗證範圍有「以 W3C 國際標準對接行動自然人憑證以及組織及團體憑證（XCA）」，進行Web3技術的落地驗證。 驗證項目包括行動自然人憑證對接、組織及團體（miXed organization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XCA）憑證對接，以上可自動生產綁定在公共區塊鏈上的錢包地址或不可轉讓權杖，其標準規格不限於單一區塊鏈，且可相容於各個區塊鏈。甚至以利跨國數位身分簽章、電子公民身份交換及法人電子合約簽署等。在非法人組織得以透過DID標準自動化驗證DAO，據以申請XCA憑證，並提出DAO應用XCA憑證之使用場景規劃。 參考數位部日前公布的數位皮夾白皮書，所謂TW DIW（Taiwan Digital Identity Wallet），就是台版的數位身份皮夾（錢包），用於認證與授權的分散式身分公共服務，民眾只需要使用這個服務，即可從各機關網站、各跨境平台、跨國事務與電子商務等管道介接不同數位身分，以簡單、安全、方便的方式， 完成身分認證與授權功能。而它的法源依據，就必須是電子簽章法，才能依法行政，師出有名；它的法律效果與等級，等同於數位簽章，在有憑證機關的背書下，具有與實體簽章同等效力與地位，即推定為本人親自簽章。 數位部要推行DIW，很讚！但法源依據呢？依我的觀察與看法：台灣電子簽章新法，應可為台版DIW鋪路，而有了法源依據，要進一步做DIW、防詐，甚至搞DAO（法），也是指日可待！我自己更期待它在web3應用（不論是加密貨幣、區塊鏈領域或多元宇宙Plurality），能強化數位民主，在遵循最小揭露原則下，降低透露不必要身份資訊的風險，或應用ZKP等加密演算法，藉由皮夾使用者另綁定區塊鏈錢包後，例如以太坊錢包的ENS，或其他DID地址驗證服務，例如Gitcoin Passport、World ID，可以辨識與證明該錢包帳號至少是真人，最後達到任何國家、政府或行政機關均無法否認及刪除DID的存在，實踐去中心化或分散式身份認證的最終理想目標；而這樣的DID可用作憑證與交易的基礎，在一個或多個司法管轄區下被視為合法有效身份。人們在區塊鏈上的整體活動最終將產生法律認定的人格，這將會是治理與規範虛實世界的重要基礎，也是在多元宇宙或多中心化的場景下，透過多元方法、科技與工具，將網路治理的利害關係人們，達成鏈上共識，串起鏈上、鏈下的人事物。 除此之外，對於元宇宙科技的發展所可能衍生的法律問題(司法在元宇宙可能面臨的困境)，台灣目前國內法規的制訂也落後非常多。據《自由評論網》110年11月間的報導，來自嘉義的地方法院法官陳婉玉，對現行法制現況如果真的進入元宇宙時代，司法可能面對的困境，提供出以下幾點擔憂（以民事訴訟為中心）： 1.如有訴訟，應如何定其審判權及管轄權？ 元宇宙是打破空間限制的虛擬實境，全球用戶都可以透過網路自由進入，匯集在一個自由交流的大平台。 但倘若在這個世界中，有詐欺或攻擊等情事發生，欲請求賠償時，虛擬身分如何認證？應使用何國的法律？ 再如動區先前報導，微軟執行長納德拉（Satya Nadella）在 Ignite 線上會議上推出一個名為「Dynamics 365 Connected Spaces」的新產品，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幫助管理者深入了解客戶在零售商店、員工在工廠車間等空間內的移動和互動方式。 Nadella 接受專訪時表示，透過該技術，已讓其能夠參觀英國醫院的新冠病房及豐田汽車廠，甚至國際太空站。這種宛如「穿越」的情節，如有訴訟，應如何定其審判權及管轄權呢？ 2.加密貨幣究竟認為是證券、商品還是貨幣，抑或不是法定貨幣而不具有法償效力呢？ 元宇宙的支付系統就是透過加密貨幣來運作，但是各國針對虛擬通貨的定義、接受度都不一樣。 元宇宙中的支付系統究竟認為是證券、商品還是貨幣，抑或不是法定貨幣而不具有法償效力？目前並沒有明確的法規來釐清這些細節。 3.如有交易糾紛，在舉證義務上，究竟應由何人提出證據？ 如果在元宇宙中使用一些去中心化應用程式，要求交易者進行用戶註冊可能有其困難，所以如有交易糾紛，在舉證義務上，究竟應由何人提出證據，現行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是否足以因應？ 無獨有偶，為瞭解元宇宙（Metaverse）科技發展對未來法律規範的影響，士林地院曾在111年3月間邀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教授主講「元宇宙相關議題的規範困境」。 對於元宇宙涉及的法律議題，劉教授廣泛地列出可能的規範困境，包括元宇宙運行所需技術將全面性地掌握個人所有活動，甚至思考邏輯、應對態度及價值觀等資料，因而衍生隱私權保障之議題即十分重要與嚴峻。劉教授表示，現實世界中的犯罪活動，亦可能在元宇宙中複製或發展，諸如：竊盜、賭博等傳統犯罪，在元宇宙中又該如何詮釋；傳統金融監理及反洗錢規範，甚至對於外資之管制，面對元宇宙內之虛擬通貨，應如何適用；參與元宇宙內的平台商、內容服務供應商以及用戶，均可能有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而面臨應如何調和各國資料傳輸之規範，並處理可能存在的資料在地化等爭議。 本文認為，如果元宇宙時代的來臨已經不可避免，政府應該要正視缺乏明確法規的問題並積極應對，才能對司法未來可能面對的困境，提供實質的幫助。所以，司法程序不應該貿然排除在電子簽章法的適用範圍之外。 [結語] 因此，我國在推行電子簽章法的時候都需要謹慎考慮在實體與線上作業的可能性，並逐步推進到各個領域與程序，而不是一句該領域有特殊性就逕自排除程序上的適用，一再限縮電子簽章的適用空間。至於身分識別在司法程序應用場景有其需求，司法院認為是否應採用強度較高的數位憑證，電子簽章法也已有讓大家有選擇的空間。所以本文認為原則上司法程序也應該適用電子簽章法。

[前言] Web3的傳輸協定階層包括「以太坊」（Ethereum）與比特幣等平台或公鏈，有別於Web1、Web2的應用層比重較大（例如Facebook或IG），有更多資金流入以太坊等傳輸協定層，就此逐漸形成「加密經濟圈」的生態體系，代幣（Token）的總市值急遽上升，代幣經濟的條件也已成熟。如同伊藤穰一博士於其著作《Web3趨勢大解讀》提到，加密經濟資產增加的人，不會選擇將加密資產轉換為法定資產，而是投資感興趣的DAO代幣或NFT，或投入DeFi（去中心化金融）加以運用。因此在加密經濟圈中，加密資產的經濟循環問題，已成為一個大規模現象，或許其與現實世界與傳統金融的資產、總體經濟會互相流通及影響，但整體來看，仍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入加密經濟圈，但法幣經濟圈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資金回流。 從上述傳輸協定階層包括「以太坊」（Ethereum）與比特幣等平台或公鏈所建構的Web3生態，衝擊現實世界的經濟與法律制度，其中核心技術的應用主要有「DAO」，不僅創造商業模式，更衍生數位民主的可能性。所以本文主要就延續先前一篇「DAO的奧義」，再從這面向切入探討。 [再論DAO] 儘管DAO還沒有一個絕對的定義，但它在理解上可說是一種鏈上合作社的社群共識，在法律上是一種社會合同、協同行為或多方契約。知名區塊鏈律師Aaron Wright就曾在其X（Twitter）上說：「以太坊創造智能合約，DAO創造社會合約」（Ethereum creates the smart contract, DAOs create the social contract.）。 這兩年來筆者接觸Crypto，開始認識什麼是Web3與Smart Contract，其中最吸引我的是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去中心化自治組織）。若從嚴格或典型的定義來說，DAO必須是透過智能合約等技術工具上鏈的組織型態；但若從彈性、自由，甚至哲學或人性來看，或許DAO也不一定是鏈上組織，因為它始終還是人際之間的協作關係。 筆者認為DAO這個新興的組織型態，將會是人類未來世界的趨勢發展。在Web2世界裡，大型網路公司（即Meta、Apple、Amazon、Microsoft、Google等公司）實質掌控網路資料經濟的力量，致使Web3的支持者（例如以太坊共同創始人Vitalik）倡議反對組織管理的自由精神，主張「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DAOs）最能體現此一精神。 [台灣DAO或實作的介紹] 一、HeadDAO DAO的類型很多，包括DeFi、GameFi、SocialFi，也有 Collector的「收藏型 DAO」。在 NFT流行後，一些專注於收藏 NFT的Collector DAO就出現了。例如「FlamingoDAO」、「PleasrDAO」 和 「Jenny Metaverse DAO」 都屬於這類型的DAO，是一些專注於NFT收藏的營利性DAO，他們一直在NFT藝術品或投資商品上做積極投資與社群營運。 順帶一提的是，Flamingo DAO 創辦團隊2017年6月首次聚集起來，創建「OpenLaw—李嘉圖合約系統」，目的是創建可以被人類和機器理解的合約，更重要的是能為機器理解，因為這能把合約以密碼方式簽署、驗證和儲存在區塊鏈上。因此，OpenLaw可以作為橋梁連接傳統法律制度和新興密碼世界。 再來要講的就是HeadDAO。HeadDAO在美國及台灣都有社群，是訴求眾籌的力量，成員購買像素頭像NFT或這些像素頭像的轉手抽傭，變成HeadDAO主要資金來源，集合的資金將用來購買頂級藍籌（Blue Chip）NFT例如CloneX或BAYC，讓小資金也可買台積電的感覺，概念上像是購買零股或NFT界的0050。另外，HeadDao NFT以DAO的模式運作且發行「$Head」，使HeadDao NFT的持有者可質押賺幣或提供流動性賺幣。 不過讓我比較驚艷的是，HeadDAO竟然也有發展次組織「SubDAO」。subDAO是在一個更廣泛的DAO中，更小的、自治的工作組和項目。DAO已經是加密貨幣中的一項重大試驗，但subDAO是DAO領域中一個非常新的領域。 SubDAO或DAO內的子組織可代表DAO完成規定的任務：風險監控、網路和協議開發、社群管理、業務開發等。與傳統公司相比，subDAO旨在以更加開放和去中心化的方式運營，與其他subDAO透明地合作和協調。這種結構旨在降低成員之間潛在的重大資訊不對稱風險。因此，如果結構合理，subDAO可有效地運營DAO，而不會危及DAO 整體。 在傳統公司中要經過廣泛的招聘過程，才能得到一個有福利的受薪職位。在DAO中，這不會經常發生，我們可簡單地加入一個Discord服務器，開始提供價值並獲得報酬。當公司成長時，他們會在組織中增加新的部門、產品、業務垂直領域、團隊和倡議。subDAO就像這些新的組織結構，除了不遵循等級管理模式外，subDAO在與superDAO保持一致的同時，完全自主地運作。它們更像是子公司的關係。subDAO的執行力為Web3項目鋪開更長遠發展的路徑。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團隊有出色執行力的基礎之上。 而台灣的SubDAO是由HeadDAO台灣公會社群成員共同發起，附屬於HeadDAO 的在地化組織，期望通過建設DAO傳遞去中心化精神及進行創新實驗，同時推廣和交流以元宇宙為核心的知識、資訊、技術或相關的項目與經驗，更好地幫助想了解元宇宙的朋友、形成健康的社群，最終期望成為台灣首個以SubDAO概念成立的DAO典範。 台灣HeadDAO公會及SubDAO管理團隊，據了解目前是Kenjisrealm與IOYOI等人，社群成員彼此沒有利益連結，也不以利益出發去打造這個DAO，僅簡單地營造一個可持續、正面的、價值共創與為社群服務的附屬型去中心化自治組織「SubDAO」。除Head NFT的Holder外，其他在Line社群「台灣HeadDAO公會」的成員們，來自台灣四面八方的各路人馬，包括幣圈、鏈圈及NFT收藏家，甚至各行各業，包含藝術家、金融業者、新聞媒體或法律人，成員十分多元，幣圈新聞或八卦在這邊相當豐富，資訊流通迅速，每天都有很熱絡的討論。 但經過筆者觀察，前陣子美國HeadDAO經過社群表決後已清算解散，所以台灣HeadDAO的Holder（筆者我也是一顆頭的持有者）在上開清算程序結束且收到空投若干的以太幣（ETH）後，也進入自主經營、必須決定今後方向與地位的命運。此外該DAO也有核心成員另成立「嘿道文化有限公司」以營運相關實體活動。 提到SubDAO，筆者就順帶一提著名的MakerDAO。MakerDAO聯合創始人Rune Christianson日前回到該DAO，提出一項雄心勃勃的提案，即透過解散Maker目前的大部分結構，並將其改造成一個依賴subDAO的組織來修復MakerDAO治理。將subDAO視為專注於特定使命的專案團隊，對於MakerDAO來說，這可能是成長、創新、借貸或RWA。每個subDAO都有自己的治理代幣和結構，使它們成為具有自主權和權威的同意圈。他們自我組織、投票、制定商業計劃，如果成功，他們就會獲得獎勵。 二、FABDAO FAB DAO，全名 Formosa Art Bank DAO，為公益NFT自治組織，由發起人黃豆泥、吳哲宇啟動台灣最大公益NFT募資專案「百岳計畫 Project % 」，集結跨域組織與個人，開創臺灣NFT結合公益、藝術、文化的新篇章。筆者我雖然不是FAB DAO核心貢獻者，只是個邊緣觀察家，但非常推崇及欽佩此DAO的精神與行動力，而且筆者我也是百岳NFT的Holder。 FABDAO專注於非營利NFT鑄造與銷售、藝術家與藏家鏈上社群、區塊鏈體驗與區塊鏈公益普及教育。以良善與永恆為出發點，打造彼此相連的Web3元宇宙。藉區塊鏈最好的特質，在真實世界展開最好的行動。 由志同道合的醫師、藝術家、顧問、口譯、地方創生、教育工作者集結在一起，以福爾摩沙藝術銀行（Formosa Art Bank）為名，決定創立扎根於Web3的去中心化慈善組織，它也是DAO於慈善世界的應用。 FAB DAO認為，NFT的價值來自社群共識，而人類文明最長遠的共識，應當是藝術作品、慈善行動、文化記憶。如果非營利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能發行、販售自己的NFT，讓民眾「捐款即收藏」，加上智能合約提供的版稅機制，轉賣NFT等同「再捐款」給原本的NPO。如果「捐款收據」是有價藝術品，捐款與投資的邊界將變得模糊，如果持有者反覆交易這些NFT，等同替NPO們打造捐款永動機。 在2023年11月19日其FIP-2議案通過，FAB DAO正式進入去中心自治時代。福爾摩沙藝術銀行改進提案第二案（2nd Formosa Art Bank DAO Improvement Proposals，簡稱 FIP-2）於同日中午於於 Snapshot 平台結束投票並獲得通過，從此FAB DAO確立各工作組架構，並建立多簽管理人制度，百岳計畫資金始得使用。 本次投票旨在建立〈客廳規範〉、〈百岳資金使用原則〉、〈各工作小組運作與資金使用原則〉。並確定聯絡人與多簽資金管理制度，投票通過後，將儘速建立資金移轉以及正式投入使用。經過繁複治理會議討論，百岳計畫之資金將於兩年內使用完畢，以活化「行動客廳」、「藝術銀行」以及「超證實驗室」之行動。 2022年是各樣NFT專案的嘗試，2023年的FAB DAO則是在各組的展開下，一起用實際參與來實驗DAO！在這之中，看到FAB DAO真的是先行動再治理，FAB DAO一邊做、一邊感受、發現問題，在資金還沒正式使用的情況下，不論是超證實驗室、藝術銀行還是行動客廳，都一直在各自關心的內容上持續迭代運作；希望百岳資金的啟用，能夠讓FAB DAO客廳社群獲得更有力道的能量。經過6天投票期，共有424張同意票，由32位帳號進行投票，0 票反對或保留。FIP-2正式通過，FAB DAO正式進入去中心自治時代。相關條文可參考Snapshot網站，或於FAB DAO Discord討論結果。 此外，「FAB DAO 補助讚！」是台灣第一次的非營利平方募資（Quadratic Funding, QF）實驗，完全由社群發起，且提案團隊多元。在25天內FAB DAO證明台灣的社群已經成為一種生態系：可以獨立操作、捐贈、提案QF。FAB DAO認為平方募資法在這個階段，仍是先鋒使用者測試與使用的階段，尚未進入大規模應用期（Mass Adoption）。此時應有效給予提案團隊、贊助者更高的動機，無論是聲譽系統等無形獎勵，還是代幣等實質獎勵，並持續有效強化在地社群鏈結，有效提升參與者黏性。即使工具上還有些待改善之處，但無論如何已經是一次有價值的行動。 FAB DAO建議由繁體中文語區的DAO貢獻者與公民科技社群，聯合提案進行 Gitcoin 相關介面的中文化翻譯工作，如Grant Stack、Gitcoin Grant、Gitcoin Passport等，並與官方單位進行協作。這可以進一步降低中文使用者的使用障礙，達成網路的國際化（internalization, i18n）精神，並且持續吸引有志於參與數位公共財的非英語使用者參與其中。 三、數位發展部對於DAO建構及運作驗證 台灣的數位發展部有進行一項「web3 分散式數位驗證與自治組織技術研發資訊服務委託案」計畫，本案針對四大驗證範圍「以 W3C 國際標準對接行動自然人憑證以及組織及團體憑證（XCA）、DAO 建構及運作、回溯性公共投資、可溯源生成式 AI 服務」進行Web3技術的落地驗證。 其中「DAO 建構及運作」驗證，是建立一個可運作的DAO社群及網頁，網頁檔案需建置於分散式儲存、共享與持久化點對點（peer-to-peer）網路傳輸協定的公鏈（public chain）環境；結合DID（Decentralized Identity，分散式身份識別）工具，實作DAO相關治理工具，至少包含區塊鏈權杖（token）發行實作、投票機制設計及實作等。 驗證項目包括行動自然人憑證對接、組織及團體（miXed organization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XCA）憑證對接，以上可自動生產綁定在公共區塊鏈上的錢包地址或不可轉讓權杖，其標準規格不限於單一區塊鏈，且可相容於各個區塊鏈。甚至以利跨國數位身分簽章、電子公民身份交換及法人電子合約簽署等。在非法人組織得以透過DID標準自動化驗證DAO，據以申請XCA憑證，並提出DAO應用XCA憑證之使用場景規劃。 甚至衍生出「Taiwan DID」的實作驗證項目。什麼是Taiwan DID？它是以（數位）自然人憑證作為基底，結合區塊鏈密碼學基礎建設，例如將數位自然人憑證sync 全球最多人使用的加密錢包MetaMask（小狐狸），以作為分散式身份為來的全球先趨。在人工智慧造假、帳號氾濫與全球對資料隱私需求升高的現在，DID可為傳統身份憑證帶來解方；身份由使用者自行掌控，並在不揭露個人資訊的情況下驗明身份，有效保護個人隱私，更重要的是DID具有加強互通的特性，讓身份解方橫跨多方情境。 實益是：有了Taiwan DID便可參與「數位社會民意代表選舉」，上述步驟準備就緒後，進入「數位社會民意代表選舉」網站，並認證Taiwan DID。 [DAO的立法參考] 一、美國懷俄明州或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這些政府已在法律上承認DAO，並使在該國註冊的法律實體能夠正式採用DAO結構及其「治理工具」。這一發展象徵任何國家在合法化、鼓勵去中心化實體及其相關要件、元素等方面，都有很重要且指標性的參考。這些包括允許營利性DAO、非營利性DAO的註冊；承認DAO治理、投票進程、框架等方法與工具（例如代幣化）；為DAO的形成、協議及智能合約的使用提供相關定義與規定。 二、美國猶他州法 Venture DAO在美國德拉瓦州註冊為LLC，如同懷俄明州的DAO法案也是將DAO納入LLC體系進行管理，本質上都是將DAO包一層現有形式的法律實體（有限責任公司），也就是過去在法律層面上並不存在 DAO 這個東西，而選擇以LLC組織形式方式去運營DAO。而美國猶他州的立法通過，代表 DAO並不需要再進行實體包裝，DAO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被該州法律所認可的獨有組織形式，甚至還對DAO成員的法律和稅務責任做初明確和保護，並且支持DAO以合夥形式分潤給其成員。該法案將於2024年1月1日起生效，其重點如下： （一）組織地位及責任 DAO擁有法人資格—有開展任何合法事務的權利。DAO為有限責任—責任上限為DAO的全部資產。成員個人不承擔責任，但如果DAO不服從法律判決、投票決定不服從判決的成員個人則可能需承擔判決中所需賠償的金額，依據投票權大小拆分責任。 （二）DAO的形成 DAO需要有自然人作為註冊人，並需要設置公開聯繫人。DAO需要有組織章程。DAO需要部署在無許可的區塊鏈上（公有鏈）、有去中心化治理體系、程式碼開源，地址公開。DAO需要有一個授權法律代表，以便處理鏈上無法完成的事務。法律代表個人不承擔連帶責任。 （三）成員定義及責任 DAO沒有管理人，所有成員視為共同管理人。治理代幣持有人被視為DAO成員，在兩種情況下生效：a)持有代幣開始（主動持有）；b)首次和DAO進行鏈上交互（贈送、空投等被動持有情況）。成員不可以DAO無法退還其資金貢獻為由要求解散DAO。用於稅收目的的情況，默認按合夥制方式執行，但DAO可以通過公開投票聲明以公司形式進行納稅。在默認合夥制情況下，DAO可以給成員分錢，成員按照合夥人方式繳納個人所得稅。 （四）規範區塊鏈網路發生硬分叉（hard fork）的情況。 三、史丹佛大學的區塊鏈治理與DAO法律 在史丹佛大學有一系列的課程與教材資料（第7至9堂的參考講義），提供許多分析與案例，都在探討DAO的現況與法律（ https://cs352b.stanford.edu/syllabus.html?fbclid=IwAR15tswmtBR6LtGiEKtWNAH3EDFcm1ZxVg3WbdZ-dKp4sZ4qvbrCx9C50DA_aem_ASfTfVi1J2iceQwjXsDf-hP6A8V7cTwIpYmEpBwI3JFFDZwlFQZx-YDr79256KE4GzU ），不外乎前述的內容，討論到DAO所面臨的困難，且提到尚無明確法源定義，多數處於alegal（無法律）的狀態，在強調開放與自治的組織如何有法可管、有什麼過去的框架可以參考，包括DAO現行監管架構、DAO尚未包裝的法律爭議、DAO的法律結構，甚至討論到授權及流動性民主。 四、DAO Harvard DAO哈佛會議是一個在2023年4月間為期三天的會議，匯集從業者、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就DAO的研究、法律和政策考慮進行對話。該會議由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技術與公共目的項目和哈佛大學埃德蒙與莉莉薩夫拉道德中心共同主辦，。 麻省理工學院的桑迪·彭特蘭（Sandy Pentland）、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及斯坦福大學的魯本·揚布隆（Reuben Youngblom）等學者都強調道德標准在支持DAO正當性方面的重要性。道德標準為DAO提供道德指南，引導其行動以確保符合其成員和社會整體的最大利益。（ https://metagov.substack.com/p/dao-harvard-proceedings-part-1-lawrence ） 標準不僅關乎互操作性和效率，還關乎指導行為並確保DAO內的行動與更廣泛的社會價值觀一致。倫理標準幫助在DAO社區及更廣泛的世界中從法律、社會和政治上使DAO正當化。它們可以解決隱私、公平和問責制等對DAO功能和認可至關重要的問題。 標準化可以幫助DAO獲得法律和社會政治兩方面的正當性。從法律角度來看，標準可以提供支持合規性的框架，從而增強DAO的法律地位。從社會角度來看，標準化可以在DAO社群內促進公平、透明，也提供一個問責和批判的途徑，進而在成員和更廣泛的社群中建立信任和認同。 總之，DAO的標準化對其本身持續增長和成功至關重要。就像網際網路從引入標準協定中受益一樣，DAO也可以受益於標準化所帶來的清晰度、可互操作性和正當性。在沒有一個正式權力的情況下達成共識並採用標準具有一定的挑戰性。但是「合作競爭」的精神可以激勵集體行動。 DAOstar等舉措和推動開放數據標準的努力反映了加強合作的意願日益增加。社群了解如果DAO作為一個整合的生態系統而不是孤軍奮戰，將獲得巨大潛力。 如果DAO圍繞共享的透明度、去中心化和合作理想的標準凝聚在一起,未來是光明的。在對抗根深蒂固的Web2力量時，一個擁有共同標準的統一的DAO格局將是獲得更大的力量。如果不同的不同的DAO聯合起來，可以一起建立一個更好的生態系統。 五、The DAO Model Law （ https://coala.global/wp-content/uploads/2022/03/DAO-Model-Law.pdf ） 「The DAO Model Law」是由全球跨學科社群，學者、律師、經濟學家、協議架構師和技術專家，以共同開發基於區塊鏈的法律和技術框架、標準和應用，並制定支持創新和社會利益的治理政策。直接將DAO視為法人。其第一條就規範法人的性質：「分散式自治組織（DAO）為一法人實體，可用於商業、互助、社會、環境或政治目的，其性質將在其章程中明確規定。」 第二條規範法人的資格：「 (1) 在此標準法範圍內的DAO，將被視為與其成員分離且獨立的法人實體。DAO將能以其自身名義： (a) 提起訴訟和被訴訟； (b) 取得、擁有、持有及發展或處分動產和不動產； (c) 像法人團體那樣合法地進行和承受各種行為和事務。 (2) 在此標準法範圍內的DAO必須透過其鏈上和鏈下資產滿足其責任。 (3) 在此標準法範圍內DAO的行動之有效性，不得因DAO缺乏行動能力而受到挑戰。」 第四條規範成立要求： (1) 為了使DAO受益於法人資格，必須滿足以下要求： (a) DAO必須部署在無需許可的區塊鏈上； (b) DAO必須提供獨特的公共地址，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該地址審查DAO的活動並監控其運營； (c) DAO的整個軟體代碼必須在公共論壇上採用開源格式，以允許任何人審查； (d) DAO的軟體代碼必須經過有品量的保證（Quality Assurance）； (e) 必須至少有一個圖形使用者介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允許所有人可讀取DAO智能合約關鍵參數的值，並監控源自或發送至任何DAO智能合約的所有交易。圖形使用者介面還將指定成員是否能夠不受限制地兌換其代幣，如果不能，GUI 將明確提及現有的限制； (f) DAO必須有所有人可以理解的章程。章程必須可通過圖形使用者介面或公共論壇公開訪問。如果為了保護 DAO 個別成員或參與者的隱私而有必要進行編輯，則可以在發布之前從章程中刪除相關敏感信息 (g) 根據第3條第 (7) 款，DAO的治理體系在技術上必須是去中心化的，儘管在操作上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 (h) 無論所選擇的治理系統如何，在任何特定時間都必須始終至少有一名DAO 成員； (i) 必須有一個公開指定的機制，允許外部人員聯繫DAO。 DAO的所有成員和管理員必須能夠訪問此通訊機制的內容； (j) DAO必須提及或提供DAO、成員和參與者將受其約束的爭議解決機制； (k) DAO必須參考或提供爭議解決機制來解決與第三方之間的任何爭議，這些爭議本質上可以通過替代爭議解決方式解決。」同條第3項規定，符合前述要件的DAO 即可以豁免向特定認證機構辦理註冊。 (2) 一旦DAO滿足第四條(1)項的成立要求，將默認具有有限責任，但需遵守第五條的規定。 (3) 同時滿足第四條(1)項的要求，並由DAO宣布其已滿足這些要求，將被視為本標準法下DAO認識的決定性證據，不需要認證機關的認證或登記。 (4) 採用本標準法的司法管轄區可授權一認證機關監督DAO是否繼續符合此標準法下的法人資格要求。 (5) 如果存在認證機關，DAO可請求該機關確認是否符合本標準法下的法人資格要求。 另規範成員資格。Members（成員），是指在DAO中擁有「治理權」的任何人（自然人與法人）或其他DAO，並強調是擁有/有實行治理權。如果只是持有治理代幣的交易者則不算。另區分Participant（參與者），是指除成員外與DAO互動或持有原生代幣的任何人。但被空投（Airdrop）代幣者也不算。 此外，另考量到DAO及公鏈的特性，也規範到硬分叉（hard fork）、分裂或衍生成兩個獨立的DAO時應如何規範或看待之；及針對DAO升級（Upgrade）例如智能合約升級的變化、DAO失敗營運（Failed）包括DAO被駭了、DAO升級合約有資安漏洞的情形。 [結語] DAO反映的不只是人們對新興合作模式的追求，更是工作型態與社會文化交織而成的創新敘事。東、西方存在各種不同性質的DAO，而DAOs之間也時常有良性的交流互動，不僅彼此互通分享經驗，也共同推動新型態的組織形式。 a16z的法律顧問Miles Jennings在其文章結論提到，經營DAO最好要有SubDAO、代議民主、無代幣治理，包括做到人格證明或參與證明的運作機制，甚至提倡設計馬基雅維利式的DAO，即：擁抱治理最小化、建立一個平衡的領導階層使其永遠面臨反對派的挑戰、為領導階層的持續變動提供途徑、強化次領導團隊的責任感」。 Hiro Kennelly（Bankless DAO核心貢獻者）也說：「無論DAO是什麼，它們都是使用相同的十幾個數位組織構建而成，其中許多類似於社會樂高」。其所謂的「社會樂高」無非也是一種社會實驗或沙盒作為，社群及其成員們是基於創新與樂趣而從事DAO的運作。筆者認為DAO是一種專案，是一種社群共識，在尚無法律規範或以現行法律包裝的現況，我們就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Using no way as way, having no limitation as limitation.）吧！ DAO的治理設計已經超越區塊鏈的技術邊界，回歸到人類組織結構的基本思路。DAO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技術降低組織協調的成本。一旦我們掌握核心元素，DAO運營創新的大門就會自然開啟。屆時，DAO將是AI時代的經濟樞紐，而以太坊會是首選的公鏈！ 最後我要補充的是，在FAB DAO裡面，真的是很多元宇宙，隨便瀏覽或一點擊，就是延伸到了其他社群例如Volume DAO、Tezos TW2.0，很多可無限進擊的領域（例如goV、da0、BuZhi DAO）。筆者覺得DAO是在多元宇宙或多中心化的場景下，透過多元方法、科技與工具，將網路治理的利害關係人們，達成鏈上共識，串起鏈上、鏈下的人事物。

[前言] 筆者以前碩士論文研究過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著作權法及相關管理規範，其中討論到在訓練AI過程，大量使用他人著作與資料，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法律規定或原則。直到去年與今年生成式AI大爆發，也變成法律議題的大熱門，衍生來的AIGC與合理使用的討論方興未艾。 今年我曾受訪或在公開場合討論過這個議題，將一些國內外法制的發展趨勢、觀察與研究，分享到相關的報導、講座、自媒體包括Podcast與短影音，但赫然發現自己尚未整理成一篇文章，因此起心動念撰擬本文，將這個爭點在年末做一番簡要說明與提出淺見。 [從美國歷來的經典案例，來看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 所謂的生成式AI或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指的是自動化生成全新、原創內容的AI技術，例如ChatGPT聊天機器人、Stable Diffusion生成式繪圖等軟體。不過要注意的是，一般AI與生成式AI的區分。AI是一種涵蓋範圍很廣的技術，它包括機器學習（ML）、深度學習（DL）、自然語言處理（NLP）等多種子領域，而AIGC則是AI的一個特定應用領域，它專注於使用AI建立新的或原創的內容（包括文字、圖片、音樂、影片等各種形式）。 但目前一些AIGC的美國科技大廠都面臨諸多控訴。舉最有名的Open AI為例，跟它有關的美國官司，包括開源碼、書籍文字，甚至還有個資隱私、言論自由與誹謗等方面；至於在圖形影像方面，比較有名的莫過於Midjourney、DeviantArt及Stability AI等公司。Microsoft與Meta公司，也是分別在開源碼及書籍文字方面被控訴侵害著作權。 其實全世界包括台灣都在看美國著作權法制及其相關的訴訟案例發展，因為不論從商業發展、科技應用或法制成熟等方面，其結果總是令人馬首是瞻，作為他山之石，所以我們往往都會看美國AI大廠被訴的最後結果，當作指標型案例（Leading Case）。 又所謂著作，其種類包括語文、音樂、美術、攝影、錄音、視聽，甚至電腦程式等，本文就直接選擇以電腦程式（即軟體或程式碼）為例來說明，像目前Copilot案（Doe 1& Doe 2 v. GitHub, Inc., Microsoft Corp. & Open AI, Inc.）也正是AIGC關於程式碼的重要訴訟案件。 一、軟體或程式碼也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 所謂的「軟體」，在著作權法上稱之為「電腦程式」，可包括各種應用軟體，以及作業系統軟體。由於軟體的程式碼類似文字，軟體設計師須先以「程式語言」撰寫出「原始碼」，經過「編譯程式」轉譯成電腦所能理解之「目的碼」（即由0、1二位進碼組合的「機器語言」），最後才能被電腦的CPU處理執行。在Oracle v. Google的案例裡，就是涉及電腦程式（API）著作權侵害的情況。 二、從Oracle v. Google的案例看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 從Google公司早期創建Android作業系統平台時，所使用Oracle之應用程式介面（Java API）程式碼，Oracle就起訴指控Google侵犯其API著作權，進行違法的Android銷售與使用，該案的爭點就在於Google Android系統抄襲Java程式語言，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原則。 一個程式碼很長，本案最高法院說只用其中不到5%，就可以構成合理使用，但如果是換成文學著作例如小說作品，結果也會是合理使用嗎？可能會！換言之，使用的比例雖不高，但佔據不少行數的話，也將會對新作品功能產生重要關鍵，但為避免原告程式設計壟斷，以合理使用讓被告解套，最高法院這種政策性的判決理由很值得關切，因為它也曾經在1980年代Sony錄放影機的訴訟案中出現過類似的策略考量。 我們首先必須瞭解何謂「合理使用」，衡酌「合理使用」的四項判斷基準是哪些。所謂的合理使用（Fair Use），是指著作權法為調和私益與公益，在某些情形下，規定為達到公共利益之目的，得不需要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而直接使用。依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之規定，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我國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也有相同規定）。而我國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所規定的四個判斷標準：「利用之目的及性質」、「著作之性質」、「所利用的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之中所佔的比例」、「使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即與美國著作權法上關於「合理使用」原則的標準相同。美國最高法院於1994年的Campbell案（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579）指出，這四個標準或因素必須獨力判斷，且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決定性因素，最後再綜合考量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且該案也提出「轉化性利用」的概念。因此，每一個判決中都會詳細論述這四個因素。如果是商業性使用，但有投入新的創意元素進去，在美國稱之為「具有轉化性價值(transformative value)」者，較易構成合理使用。如果是利用著作開發新市場，由於有較高的轉化性價值，而且市場是新開發的，就不是對既有的著作潛在市場造成傷害，也構成合理使用。 其實可參考Google在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 Google Book Search案）一案中打敗著作權人協會獲勝的著作權案例。2013年，美國著作權人協會控告Google違反著作權，原因在於Google以大量的數位化書籍訓練人工智慧，以建構Google Book Search資料庫。本案歷經三級三審，在2019年11月定讞，最終法院判定Google利用他人著作的行為符合著作權法下的「合理使用」原則，因此並未侵犯著作權。法院判定Google勝訴的主要論點在於，Google透過大量書籍訓練人工智慧的行為並未侵犯到書籍著作權人的經濟上利益，並未對於著作權人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屬於「合理使用」的保護範疇。 其中關鍵事實在於，2004年、2005年Google公司在圖書介紹頁中提供片段瀏覽（snippet view），及在進行掃描（重製）時未經作者同意或支付相關費用。美國法院認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關鍵，在於Google的利用行為是否能「達成促進藝術及科學發展之著作權立法精神」，也就是形成「轉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美國法院依據「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的四項標準來進行判斷，即「利用之目的及性質」、「著作之性質」、「所利用的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之中所佔的比例」、「使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 從上面可知道，在Google與Oracle的訴訟案裡面，大法官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認為Google複製API是為創造不同運算環境（智慧型手機）的任務系統及建立一個平台，屬於「轉化性使用」，即加速電腦程式的開發，與著作權法的精神一致。因此最高法院認為，Google複製Java API以重新實作用戶介面，只用了必要的程式碼，以便用戶（開發人員）將其衍生的才智用於新式、轉化的電腦程式中，屬於對API的合理使用。即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判定Google構成合理使用。 [初探AIGC合理使用的可能判斷原則]—代結論 我國著作權法知名教授章忠信老師日前於其臉書公開表示：「訓練AI過程，大量使用他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資料，最後獲取重大利益，很難構成合理使用」；而哈佛教授Lawrence Lessig卻認為，拿大量他人的著作用來連續預訓練語言大模型（即AIGC的LLM）的行為屬於合理使用。 上段內容體現了法界常出現的肯否兩說。肯定說：「生成式AI並不會重現書籍本身，而是創造新內容。新內容不會損害原本作品的市場」；否定說：「使用者能用AI聊天機器人取得片段資訊，就不會去找原始新聞閱讀。有可能成為新聞的替代品，影響原有市場」。 我們根據以往幾個經典、重要的美國判例見解，例如：Campbell、Oracle或Google的案件可知道，認為如果使用別人的作品時，符合轉化性因素的要件，也就是能玩出新花樣或蹦出新滋味，且產生公共利益，那使用上就屬合理。 但最近出現一件安迪沃荷基金會的判例（Andy Warhol Foundation v. Goldsmith）認為，除剛剛講的要件外，還要對原作品或原作者有「回饋的利益 」，且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或性質」，否則就不符合合理使用原則。 假設我們套用在使用生成式AI創作的時候，不論是生出文字、圖片、音樂、程式碼，如果沒有幫到原作品，還可能害到原作者，那就可能會侵害別人的著作權了！ 目前像Stability AI、Midjourney與DeviantArt案，美國法院將來會如何認定，目前尚不明朗，但相當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原本筆者是依照以往美國最高法院著重在被告具有轉化性的使用，大膽預測且樂觀看待：就AI的訓練過程，應可符合合理使用；但目前針對AIGC的型態，尤其出現安迪沃荷基金會案的新判斷標準，可能導致轉化性的使用較無法彰顯結果。 或許仍應回歸如同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之立法目的與宗旨（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來看，重點應在於生成式AI創造的內容或結果，是否能提升人類科技或人文有進一步的意義或公益，如果沒有，那AIGC就不符合合理使用原則；甚至如果套用美國最高法院在2023年最新的安迪沃荷基金會案「使用在不同之性質與目的」—這個構成「轉化性使用」之關鍵判斷因素，這樣AIGC的使用也將不會是合理的！換句話就是構成侵害他人關於原作之著作權。

一、前言 台灣詐騙集團十分猖獗，總是即時冒用名人肖像（例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妻子張淑芬、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等人）在網路平台（尤其是臉書）投放釣魚廣告，進行「假投資、真詐騙」，因此我國祭出「打詐五法」，包括今年（2023年）三讀通過《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洗錢防制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等修正案。其中《刑法》與《洗錢防制法》均有關於「深偽」影像或聲音（即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禁止規範，前者重點是詐欺罪，後者重點是洗錢之無正當理由收集帳戶（號）罪。至於《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則是規範「網路平台業者」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課予相關義務）、增訂刊播網路投資廣告「實名制」、實行廣告「事前審查」及「事後下架」機制，禁止刊登冒用名人去引誘投資的廣告，否則違規刊登的網路平台業者要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及連續行政罰鍰。 然有論者認為，在實務上網路平台業者多僅是「被動配合」，接到警察機關通知後再「限期下架」，以致警方必須投入更多人力，焚膏繼晷的進行網路通報，而詐欺集團也見招拆招，利用「限期廿四小時加入VIP會員」、「海量釋放短期假廣告」模式，以飢餓行銷方式要求民眾限期加入VIP會員，並將廣告拆分成16-30筆分散投放，設法把民眾拉進詐欺line群組慢慢餵養等候宰殺。因社群媒體不能有效控管網路詐欺假廣告，所以導致警方打詐陷入宛如跟影子對打的困境，永遠抓不到躲在鍵盤後面的真正投放者 。打詐能否成功，關鍵就在社群平台治理（註一）。筆者認為，縱使警方利用阻擋、蓋版或斷網（DNS RPZ）網路詐騙廣告等方式，或數位發展部欲打造數位簽章的數位基礎建設之手法，可能防不勝防或緩不濟急。 固然上開論點有其道理及可取之處，惟筆者認為國家主權與政府應更積極地反求諸己，與其打詐要仰賴社群平台治理，不如在法源方面打好根本基礎，推動一般化法規，賦予平台業者反詐的義務及責任，才能讓「打詐五法」這些配套措施的效果相得益彰！ 二、訂定法規政策前，應對科技發展超前部署 正如論者認為，《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70條之1規定對於社群平台詐騙廣告的防範顯有不足之處。例如「廣告」的定義並不明確，尤其是「假分享、真廣告」的情形；且對於網路平台責任開了後門：網路平台從廣告投放中獲取收益，卻不需對廣告主投放廣告內容進行審核，僅需事後配合監管機關下架廣告就能規避賠償責任，該條文對於網路平台的連帶責任基本形同虛設。更嚴重的是：《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的修正固然能對「證券」類型的投資詐騙進行規管，但卻忽略新型態投資詐騙標的類型，例如：虛擬貨幣、非同質化代幣（NFT）等，皆是近期蓬勃發展的社群媒體投資詐騙類型，但由於不屬於《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中的有價證券類型，網路平台仍能免除賠償責任（註二）。 資訊安全大師布魯斯．施奈爾在其「物聯網生存指南」一書中提倡法律在科技方面的重要性 。我們都能夠了解，技術往往是先發展出來，而後就產生管理問題，最後透過政策考量而制定法律規範；但不當的政策或法律，也可能造成管理問題，甚至扼殺技術發展。在面對技術變遷，我們雖能推想出新技術可立刻派上用場的用途，但無法掌握新技術在未來會以何種樣貌出現在社會裡。例如當大家知道可利用網路來保持聯絡，卻沒人預料到會出現臉書這種東西；一次又一次地，在個人數位助理、機器人、比特幣、人工智慧或無人車，都是相同情況。換言之，我們容易落入「技術決定論」的陷阱，當我們以為現在制定的政策與法律可以有效規範（做好資安管理與防禦）時，但早已落後科技發展（科技帶來的風險與攻擊），甚至根本不能預測未來三年、五年或十年科技在根本層面上會出現哪些突破性的進展。於是乎，往往大家都用一句話帶過：「法律跟不上科技」。（註三） 筆者相當認同上述觀點，尤其是社群媒體或網路平台業者均應承擔其應盡之義務與責任，方能有效保障國人財產安全。不過，最棘手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出一道保障言論自由的界限—違法的假訊息或不實資訊！「假訊息」所造成的恐慌與不安愈趨嚴重，全世界都在慎防「假訊息」，不僅各國政府也紛紛立法遏止之，社群媒體包括臉書與推特均以刪除帳號的方式來制止來自中國的假訊息，阻斷其氾濫與流竄。 三、詐騙就是違法散播假訊息或不實資訊 何謂「假訊息」？其實就是指「出於惡意、虛偽假造、造成危害」的不實訊息。而不實訊息之因應及管制在立法政策上會傾向設計為達到「不法」的程度，始能動用國家機器的大刀，因為不實訊息可能對民主體制造成傷害，是所有當代民主國家面臨的難題，然而維持言論可流通的環境，也是民主國家運作所必須。 而假訊息的個案認定，仍應遵守言論自由的權利保障及其限制的界限，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免造成寒蟬效應，箝制人民的意見表達。例如之前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的萊豬進口事件，有醫師散佈錯誤的科學資訊，縱使有誤導民眾的可能，然事後經過調查與審理，法院仍認為不構成散佈謠言或不實資訊，頂多是透過法院認證其不夠專業而已，此在在都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言論表達權利。客觀上的「虛假訊息」是不是有被管制的必要？法律要處罰的是：明知是不實訊息，卻仍執意散佈謠言的行為人，這就是言論自由與假訊息之間的界線，法律不允許惡意提供錯誤訊息的言論或行為，如果允許，等同是扭曲言論自由的價值，更會造成言論市場失靈、言論本身無法交由市場做淘汰。因此，這樣不實的資訊，就會質變為「不法」的言論。 四、在現今網路科技與媒體平台的發展下，打詐與言論自由的保障需遵循網路治理的架構規範 什麼是「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多方利害關係人」又是啥？網路世界原本是無疆域或界線的空間，但也是實體世界的延伸，應該導入「自律、他律、法律」的治理精神，否則根本很難有效全面管制，但在各國政府宣示主權加強規範的趨勢、民營企業、網路使用者、非營利組織等參與下，逐漸在網路世界的活動產生各種管制，就逐漸催生「多方利害關係人」根據其角色所制定與實施的「網路治理」需求及規則，包括透過認事用法的法院去爭議解決，以及在網路社群平台上關於數位隱私及言論自由遭受侵犯的使用者，都是「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重要一環，值得我們多加探討。 而如何推動一般化法規、賦予平台業者反詐的義務及責任，恰好就是網路治理的體現。筆者認為問題主要出於網路平台存在及推波助瀾，因此有必要就此下手立法或修法，才是正辦。如果網路服務提供者就使用者的直接侵權行為有故意或過失，就可能要負擔「共同侵權行為」的責任。而所謂有故意或過失，就是指「知悉」，即「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況。關於共同、幫助侵權行為，在民法第185條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不僅在民法，另外在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或著作權法都有相類似的概念或規範。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避風港」（免責）的平衡機制，例如著作權法第90條之10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涉有侵權之使用者，不負賠償責任：一、依第九十條之六至第九十條之八之規定，『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二、『知悉』使用者所為涉有侵權情事後，『善意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所謂的「善意」，是指網路服務提供者不知道該涉有侵權的內容並未構成侵權的情況。縱使其有過失者，也不用負責，以鼓勵著作權人的正當權益。且也不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對其所控制或營運的系統或網路上所有活動負有監督及判斷是否構成侵權之義務。只要通知文件內容有形式上備齊，就應立即移除該涉嫌侵權的內容，最後不論對使用者或被害人都是免責。 上面說的構成要件是主觀層面，如果是客觀要件，則是違反審核或防止措施的作為義務，就該當「不法」。參照台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5號民事判決理由可知，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應有適當的「審核作為義務」，如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屬侵害名譽的言論，就有「採取防止措施的作為義務」。如果在經被害人通知後「已知悉」有涉及侵害名譽權的情形，但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未為任何審核，或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屬侵害名譽之言論而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讓該侵害名譽的言論繼續存在，自屬違反作為義務，就屬於「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而成立「不作為侵權行為」責任（註四）。但是實務上也有相反見解，而認為網路平台業者應無審核言論之義務及責任 。（註五） 五、網路平台上有詐欺事件發生或不實資訊存在時，該平台是否有法律責任？ 從學理探討會有幾個方向： （一）肯定說 如果平台曾接獲投訴或爆料該上架的資訊內容有不實或詐欺疑慮，即「明知」或「可得而知」該狀態恐有不合法的情事，則應課予平台法律責任。 （二）否定說 當法律允許權利人可要求平台提供賠償或承擔法律責任，顯然不利於新興科技之發展應用及商業模式之運作，因為平台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更沒有權限去對平台上的全部內容來源、合法性、內容等進行檢查，也不可能對全部的企業經營者或廣告主進行實質性的審查。 （三）折衷說 為鼓勵與穩定新興科技之發展應用及商業模式之運作，原則上不應課予平台太重的義務，但例外的情形，即平台明知或可得而知內容或資訊恐有侵權或詐欺情事，或有其資格不合格、未通過審查的情形，則應課予平台須與行為人負相關法律責任，以保護被害人的權益。換言之，平台應對資訊是否不實，盡到一定的審查、管理責任，以保障權利人的權益。 然而，儘管有上開學說之歧異，以及法規與實務見解分別由不同主管機關與法院，依照相關法令去認定平台中個案的言論是否屬於假訊息、是否為詐騙的違法不實訊息，平台或行為人有無責任，但仍需要一部更積極、公平且即時有效處置這類言論的法律，去規範在數位平台的言論與內容，以作為統一標準且可執行運作的準則規範，讓各類網路中介服務業者及其使用者得以預見與遵循。 六、建議透過修訂《刑法》或新訂《數位中介服務法》，規範打詐之一般化法規，賦予平台業者反詐的義務及責任—代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網路服務提供者對於使用者的直接侵權行為（逾越言論自由界限的行為），在平台上恐怕也要負擔間接責任，也就是「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的責任。而這些概念與法條之立法目的及精神，亦應透過修法或立法適用於打詐之《刑法》或《數位中介服務法》的相關規範裡。換言之，筆者主張，如果要有效打詐，就應套用上開法理，在網站平台業者已明知他人利用其網站詐欺或犯罪，或可得知悉後仍不移除該資訊而縱容散布時，網站平台業者、服務提供者或管理者亦應構成刑法詐欺罪之幫助犯。 參照歐盟《數位服務法》第8條規定要求Facebook這類平台配合政府命令去處理其社群平台上的違法內容。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如何呼應社會需求，又避免政府不當擴權。其實不論政府、平台業者或用戶，三方要有「公開透明」的精神與機制，也就是政府要有意識去管理、業者要去管制用戶的違法內容，而所謂的違法內容，其標準通常是「明顯且立即的危險言論」。至於什麼是「明顯且立即的危險言論」，這也是憲法學上經典的適用原則，更是言論自由及其界限的範例，例如規定不可以在戲院喊火災、不可以在飛機上喊恐攻。 而歐盟《數位服務法》、我國《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都是針對臉書等科技平台公司做出監管，課予一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以平衡與管制科技巨頭的言論審查權。簡言之，網路平台免責的前提，就是業者必須善盡「善良管理人」的責任，對其服務內的不法內容進行管理，而其有採取管理就因此免責。主要規範範圍僅限於「非法」內容，不處理「有害」（harmful）內容。且採取：通知後下架（notice and takedown）；使用者有權對平臺處置提出異議；廣告透明度規範。由使用者負責舉報違法內容的「通知後下架」機制，以及保障使用者內容遭下架後提出異議的權利等，都在賦予平臺使用者更多力量的同時，避免平臺內容審查責任過重，導致過度「自我審查」而衍生侵害言論自由及使用者基本人權的疑慮。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主要規範平台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平台課責，及要求平台提高透明度，第二部分則著重如何處理違法訊息，法院若核發 「資訊限制令」後，平台必須下架相關內容，學者江雅綺就認為，過去能處理違法內容的情形，此法算是把相關程序明確化。這也呼應長期以來推動網路人權與網路言論自由的美國電子前鋒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所提倡的：我們應該用盡各種力量，要求社群平台除了要讓內容管理的原則與做法更加「公開透明」，讓大家包括用戶都能夠參與改進，更應在管理內容（即言論審查）時採取一致的標準。也剛好符合前述董昱輝先生所提到的社群治理原則，甚至呼應「網路治理」之法制趨勢發展。 最後筆者認為，如能在《刑法》或《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上盡快確立上開精神與原則，完成基本法律規範之內容，透過賦予平台業者反詐的義務及責任，讓「打詐五法」這些配套措施的效果更加相得益彰！ 註一：內政部警政署警光雜誌網站，《詐騙廣告被害人應集體向社群媒體求償》，林書立，112年8月28日刊登，最後瀏覽日：112年11月20日。網址： https://police.npa.gov.tw/ch/app/news/view?module=headnews&id=1837&serno=54741e3e-0cf6-46a6-a23b-3ea15f52ca09 。 註二：風傳媒網站，《網路詐騙─政府與社群平台的未盡責任》，董昱輝，112年6月26日刊登，最後瀏覽日：112年6月26日。網址： https://www.storm.mg/article/4810880 。 註三：《物聯網生存指南：5G世界的安全守則》，布魯斯．施奈爾著、但漢敏譯，頁221以下，2020年8月，貓頭鷹出版。 註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5號民事判決理由（節錄摘要整理）：「1.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有加害行為，所謂加害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其以不作為侵害他人之權益而成立侵權行為者，必以作為義務之存在為前提。 2.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之情形下，原則上固無防範損害發生之作為義務，惟如基於法令之規定，或依當事人契約之約定、服務關係（從事一定營業或專門職業之人）、自己危險之前行為、公序良俗而有該作為義務者，亦可成立不作為之侵權行為。 3.次按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 4.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架設網站為一定營業之服務，平台使用者發表文章及資料公布於其網路平台上，得供他人點選，其行為自足以傳播文章作者之言論，倘經平台使用者（被害人）檢舉或告知，網路平台上存在侵害其名譽之言論，請求刪除該言論時，本於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對於該平台有管理及控制權限，並為兼顧平台使用者之表現自由及被害人之權益保護，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應有適當之審核作為義務，如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屬侵害名譽之言論，更有採取防止措施之作為義務。 5.倘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未為任何審核，或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屬侵害名譽之言論而未為任何防止措施，猶令該侵害名譽之言論繼續存在，自屬違反作為義務，亦可成立不作為侵權行為。」 註五：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更一字第60號民事判決理由（節錄）：「查民報基金會提供民報網路平台，為該網路平台之管理人，則網路使用者固可期待民報基金會得以控制、管理民報網路平台上違法言論。惟民報基金會所為係代為將文章管理上架，並無審核文章內容之權限；況倘要求網路平台提供者須先行審查所有刊登在網路平台之文章及資訊，無異係要求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扮演網路警察之角色，不僅有礙網路資訊之傳布，更箝制其他網路使用者實現自我之言論自由。況名譽權之侵害成立與否，事涉多端，究屬言論保障範疇或已侵害他人權利，實難一概要求網路平台提供者，對各該意見均能正確判斷是否移除或為其他處分。則實際判斷網路平台是否應負擔侵權行為責任時，應認對於業經司法機關裁判認定侵害名譽之網路內容，始應於知悉後依法院裁判要旨做適當處分（包括移除侵害之文章及資訊等），而在未經司法機關裁判前，實難認網路平台管理者即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

我們來關心一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近期在台灣司法界的發展情況，此與法律科技（Legal Tech）息息相關。本文討論法官的AI判決系統，我們法律人應如何看待與使用AI，這涉及到法律人AI治理的概念（註1）！ 一、AI親權判決預測系統 首先，想先問大家有沒有使用過「AI親權判決預測系統」（註2）？它是由國立清華大學執行科技部AI人社領域計畫的成果展示與測試網頁。該計畫是使用司法院所公開釋出的判決書作為訓練資料，運用AI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建立其模型，針對一些司法案件預測可能的判決結果，提供給案件當事人作為參考。也就是說，也就是餵養AI、使AI閱讀大量過往案例，所做出的AI判決預測系統（該系統目前僅處理「離婚後父母雙方爭取孩子撫養權」的相關案例），增加預測結果的可靠度。 筆者使用後發現還蠻有趣的，因為預測結果算精準！通常此類案件，律師會先了解當事人之間經濟工作情況、孩童個人意願、平日相處關係、主要照顧者、居住環境評估、親友支持系統、過往陪伴經驗、友善父母觀念，及其他相關事證，律師始得依其經驗與智識分析與預測法官根據全部事證而依法判給父親、母親或雙方的機率（或可能性）大概是多少（如果這種心證可以量化的話）。筆者在某件承辦案件預測判給母親的機率比較高，然後使用此系統後，其顯示結果也差不多，讓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心情也能坦然，正所謂盡人事聽天命，最後法官也確實朝這樣的結果去裁判。 AI預測系統是告訴我們：如果有什麼狀況，法官通常會怎麼判。如此一來，法官可能也會自我制約而選擇那樣判，而趨向一個統一的判斷標準，才不至於淪為以往的笑話—「台灣司法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從這樣的AI工具使用在司法環境或體系，對案件當事人、律師與法官之間，確實有其助益，達成AI科技應以人為本之目的，而非凌駕於人類法官或整個司法實務運行系統。 二、AI法官的擬人裁判？人類法官的AI裁判？ 綜觀AI在司法實務上的使用或治理，除了剛剛提到的「AI親權判決預測系統」預測父母離婚後子女的親權會判給誰外，美國法院也有運用COMPAS系統推估被告再犯率，愛沙尼亞有著名的AI法官（真的把AI系統當成法官去處理案件裁判，但僅限於處理小型訴訟案件）。而「量刑」是國內外都在積極嘗試的項目。 在諸多審判案件中的事實確定後，其法律適用與解釋存有多義性，且選擇哪一種解釋，也往往涉及價值判斷，這部分似乎很難由AI法官來達成。而較有可能程式化、數位化的審判工作，可由AI法官所取代的部分，似乎就只剩下「量刑」。而台灣司法實務上也確實運行好一陣子的AI量刑系統（註3）。 為何法界希望借助AI作為量刑依據呢？除分擔與消化人類積存已久的案件外，更希望審理具體個案的承審法官，其判斷具有統一的標準，類似的案件能做類似的審判處理與結果，這也是法律所追求的公平！AI量刑系統或判決軟體無法代替人類找到一個完美、唯一或毫無偏見的判決。它畢竟是從經驗創造出來的東西，因為這些資料就是人類社會如何解決各種紛爭的經驗。 如今，台灣司法院也積極建置AI系統來撰擬判決，預計在今年（2023年）9月底前上線，這是司法院委請中華電信公司研發「量刑及裁判書生成」的TMT5語言模型架構，並輸入大量起訴與判決資料供神經網路學習。第一階段先製作刑事酒駕（公共危險罪）、提供人頭帳戶（幫助詐欺罪）兩類判決書，法官只要按下「自動生成」選項，AI就會寫出包含主文、刑度、事實、理由、法條等一篇完整的判決草稿（註4），堪稱我國判決書史上重大變革，而這樣彷彿「AI判決書產生器」的出現也震撼台灣法界。 申言之，法官只要打開審判系統編輯器，點開未結案件會出現「自動生成」選項，點入後勾選「有罪／無罪」、「自白／否認」、「適用法條」、「犯罪事實是否引用起訴書」、「據上論斷包含程序或實體法條」等項目，送出後就會自動寫出判決書。據了解，倘若順利的話，這個「AI判決書產生器」在今年底會繼續試辦毒品罪的案件，而明年將試寫民事類的車禍損害賠償與消債案件。不過應注意的是，這是「人類法官」利用AI系統處理的判決，而不是全然由「AI法官」處理的判決，兩者概念全然不同。 三、法官的AI裁判應以人為本 （一）人類法官應調校AI判決，並以此負責。 事實上，這個AI判決系統只能充當輔助工具，使用AI寫判決在最後仍應由該案承辦法官做審核，並以其為負責任的主體。就此，司法院特別釋明，表示AI系統所生成的刑度僅供法官參考，最後做成的判決書類，還是得經過人類法官如實審核調校，並非全然由AI生成。 也有論者提醒，法官絕不能因過度依賴AI而忽略做基本功，舉凡個資、事實、法條、理由等事項，還是要逐一覆核，否則猶如自動駕駛系統的輔助功能，人類駕駛還是掌舵的負責任主體（註5）。筆者認為，這不僅原本就涉及法官倫理，也因AI技術在應用上原本就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例如量刑關鍵在於人類法官有介入調整的義務，以保持法官審理時的彈性；再來，AI語料來自過往的歷史資料，但這些資料恐存有大量過往的偏見或偏頗，此時仍仰賴人類法官的主觀上的價值判斷。 具體來說，法官所從事審理事證的法律工作，並非在單純查找「知識資料庫」，而要不斷進行「價值判斷」的思考；目前 AI 仍無法取代人類的判斷，這是因為人類的價值觀與判斷標準，是會隨著社會、文化與時間而改變，而這種「典範移轉」是非常複雜又不確定。簡言之，人世間複雜的法律推理將永遠是人類的權限，此亦為目前各國包括台灣所舉辦的人工智慧法律研討會或專論文章書籍的意見與結論，其餘看法仍有： 1.基於專業知識、規則的數據分析，使法律AI具有較高等級與水準。 2.未來AI不會完全取代律師或司法官（檢察官與法官），但I助理與律師、司法官所組成的人機系統，具有無限光明的發展前景。 3.立法應該規定，AI不能擔任法官，以堅守司法是人類爭端解決的最後一道防線。 4.AI法律系統的研究，對於推動法律推理微觀機制的研究、促進司法文明具有積極意義。 （二）國家級「生成式AI參考指引」10大重點（註6） 無獨有偶，在面對這波AI浪潮下，台灣國科會在近日的行政院會報告中，不僅參考各國政府之審慎因應作法、AI技術、法制專家學者及12個相關部會協作，並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g0v的vTaiwan）徵詢民眾意見，終於研訂出一份「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AI參考指引」（草案），筆者謹將我認為與法院利用AI生成判決書相關的指引臚列幾點於下方： 第1點：為使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以下簡稱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提升行政效率，並避免其可能帶來之國家安全、資訊安全、人權、隱私、倫理及法律等風險，特就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應注意之事項，訂定本參考指引。 第2點：生成式AI產出之資訊，須由業務承辦人就其風險進行客觀且專業之最終判斷，不得取代業務承辦人之自主思維、創造力及人際互動。 第5點：各機關不可完全信任生成式AI產出之資訊，亦不得以未經確認之產出內容直接作成行政行為或作為公務決策之唯一依據。 第6點：各機關使用生成式AI作為執行業務或提供服務輔助工具時，應適當揭露。 第10點：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以外之機關得參照本參考指引，訂定各該機關使用生成式AI之規範。 筆者認為從這份「生成式AI參考指引」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此指引可讓司法官參考，且法官藉由生成式AI系統所產出的判決書類，應由該案件承辦法官進行客觀且專業的最終判斷，不得取代承辦法官的自主思維與道德判斷；法官應將其使用生成式AI作為判決書撰擬的輔助工具。 四、法律人的AI治理—代結論 我們不僅邁向AI時代，更逐漸進入Web3的新世界。在未來許多人類互動可透過AI來實現，歐盟的人工智慧法（AI Act）將禁止某些AI實踐，並要求供應商和使用者遵守與高風險AI系統有關的各種義務。特別是任何AI解釋、操縱人類反應的模擬現實。如果人類與系統的互動是無縫的，並且是由AI驅動，那麼在Web3的新網路世界，利害關係人應該遵守此類監管要求，此亦為現在網路治理的概念。 關於歐盟人工智慧法（AI Act）的立法目的，是對於AI的實行與創新等做出規範，在人們可以信任的狀態下在各個領域運用AI，且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在AI的監管範圍上，該法案基於AI的發展趨勢，設定風險高低的區隔，分為「不可接受的風險」、「高風險」、「有限的風險」、「最小的風險」等。 被認定為「高風險」的AI（僅得作為輔助使用）運用，在所列的第8項用途：利用AI於司法和民主程序。在司法的系統中，關於審判的主體是以「法官」為核心，強調以「人類」依據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以正常邏輯推理及價值判斷，理性地做出合法且合理的裁判。此為人類所專屬，法律的體系不同於數學計算，並非套用一定公式就可以得出必然且絕對的答案，對於事實的合理認定、法律靈活的運用及法律價值的實現，是AI所無法取代的價值。AI的運用僅得在於查找及分析資料所用，或者部分機械式的簡單程序，擔任輔助的角色（註7）。 我們法律人又應如何看待與使用AI呢？筆者相當看好且樂觀以對，認為不管現在或未來科技發展或實際的運用方面（如前述的AI親權判決預測系統、量刑及裁判生成系統），都是朝向一個有利且良善的正確方向邁進，也就是法律AI的治理與使用，都是符合國內生成式AI參考指引，及歐盟人工智慧法（AI Act）的精神。AI不能也無法取代人類法官的存在價值，其運用僅得在於查找及分析資料所用，擔任輔助角色而已。法官所從事審理事證的法律工作及推理，是在這複雜的人世間永遠專屬於人類的權利與義務。 註1：《AI法官OK嗎？人工智慧將如何改寫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63 。 《法律人眼中的人工智慧治理──臺大劉靜怡：「在AI時代 公民是什麼樣的概念?」》， https://tw.news.yahoo.com/%E6%B3%95%E5%BE%8B%E4%BA%BA%E7%9C%BC%E4%B8%AD%E7%9A%84%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6%B2%BB%E7%90%86-%E8%87%BA%E5%A4%A7%E5%8A%89%E9%9D%9C%E6%80%A1-%E5%9C%A8ai%E6%99%82%E4%BB%A3-%E5%85%AC%E6%B0%91%E6%98%AF%E4%BB%80%E9%BA%BC%E6%A8%A3%E7%9A%84%E6%A6%82%E5%BF%B5-070605399.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yZXVybC5jYy8&guce_referrer_sig=AQAAALh7IBegx0CWiwxjsciPQM26S7T2h34E7D37QVv-p6scZBCTvGw2L3qE3DmLnOH9OivrBNvMVUFvH3woRtPoa4iQChbUVBy8rO3xAzNcBpiWOZIK9uUw0jI71YuoHko5JztKlVgTfqYtXj5tkIEVp7FFLJ_lV--6KKyqdJp4UPAp&fs=e&s=cl 註2：AI輔助親權判決預測網頁系統， https://custodyprediction.herokuapp.com/userPredict 。 註3：《因應國民法官新制，司法院啟用AI量刑資訊系統》，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806741-d6471-1.html 。 註4：《司法大變革 AI寫判決9月上線》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601577?_gl=1*1mhkq13*_ga*X2dIcUdpZGhoMjVsZlNuUVdSc2FxWGZ0UWtESWs3Um5WRzE1R0hGRmk3dGhNZEJBTlFhX1g5c2hjYzV2ejgwWA.. 註5：《AI寫判決書 法界︰不可過度依賴》 https://news.ltn.com.tw/amp/news/society/paper/1601582 註6：《國家級「生成式AI參考指引」出爐！禁寫機密文件、不能全信，10大重點一次看》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6550/ai-10-guide 註7：歐盟議會在 2023 年 6 月 13 日三讀通過 AI 的立法規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為全球第一部人工智慧監理法規。

[前言] 這兩年來我接觸了Crypto，開始認識什麼是Web3與Smart Contract，其中最吸引我的是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這個新興的組織型態，將會是人類未來世界的趨勢發展。關於DAO的基本介紹，請參閱我先前在方格子的相關文章，本文將會分享我從旁參與、觀察、研究DAO的心得與想法，嘗試探索DAO的法制、實務與奧義。 [法制] 首先我來介紹與研究DAO的法制面發展。 一、DAO與現行公司組織型態的選擇與採納 原則上DAO是採用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透過民主或高度參與的流程或算法進行管理。在實務的運行上，幾乎任何有網路的地方、持有代幣或NFT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DAO，並參與其治理、分享其利潤。 申言之，用DAO試圖把任何一個人的努力以不可篡改的方式記錄在區塊鏈上，並永久保存，任何一個人的貢獻、成果在 DAO 中都將會變成受益終身的通證。這是一種新的企業制度，一種新的激勵方式，也將是未來企業的發展方向。未來區塊鏈將成為一個大型的平台，例如在以太坊這個被譽為「永恆機器」或「世界電腦」的公鏈上頭，任何項目均可透過智能合約，以任務懸賞的形式將工作內容拆分並發布，有能力有意願的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自由地選擇接受任務，實現真正的自由職業。 如同20年前有人預測「以後所有的公司都將是網路公司」，20 年後的今天同樣有人預測 「以後所有的公司都將是 DAO」。DAO本質上是一種顛覆現代公司制度的新型的生產關係—「去中心化合作關係」。 然而，真有這麼理想的可能嗎？DAO在現實中仍處於規則與技術結合的超級早期階段，目前DAO的過程與結果均是分散式或去中心化的，但啟動階段卻是中心化的（或非完全去中心化），所以在初始規則的制定上就容易偏向或集中在創辦團隊的利益。 另外，治理權益的分佈目前來看仍然是不均衡的，事實上也無法做到完全均衡；況且，更為人詬病的，是每個參與DAO的治理者，要嘛各領域如經營、行銷、財務等專業能力不足，或參與工作、投票、表決的時間與程度也不夠投入或專心。如果真的想要推動DAO治理的分散式結構，就必然對投票權設置門檻。因為通過門檻的少數人是否能代表最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始終仍然存疑，一旦出現任何意外，包括駭客入侵或專案運行不順利，則DAO的共識分裂將會非常嚴重，甚至失去運行的作用或整個癱瘓。 或許目前的區塊鏈很難存在一個完全自治的系統，但只要能夠借助中心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即便是非完全的去中心化仍然是值得讚許，且足以立法為之。 儘管DAO可能不會取代現行的傳統公司型態，但已為現有的企業與社會組織提供新的營運解決方案。它們將成為特定專案的首選組織，如同台灣的文創產業或新創團隊，可選擇適用有限合夥（法）或公司法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等組織型態。 換言之，這些組織型態均會受到立法者及各國如何合法看待DAO的影響，如果這種類型的組織具有法人資格並為其成員提供有限責任，則尋求這種法制結構去開展新事業的企業家們就可能更傾向選擇DAO！ 二、DAO立法例 2023年的日本正如火如荼研擬將DAO變成法人的法制草案（即如何法人化、賦予法人格）。所以雖然DAO的發展仍屬初期，但其法制政策與法律性質已被各國政府討論甚至用立法做出調適。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提到或知道，在美國佛蒙特州早於2018年5月30日就簽署一項區塊鏈法案，允許成立所謂的「區塊鏈有限責任公司」。然後是最有名的在2021年7月1日美國懷俄明州施行「Wyoming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Supplement」，依其規定，Wyoming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ct適用DAO；換言之，在該州DAO為「有限責任公司」（LLC）。 無獨有偶，馬紹爾群島於2022 年 12 月22 日通過《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法》（DAO Act），正式承認DAO作為有限責任公司（LLC），而「TEIA DAO」是第一批申請的組織之一。事實上DAO Act與美國懷俄明州的DAO法，內容同出一徹。 不論是美國懷俄明州或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其政府已在法律上承認DAO，並使在該國註冊的法律實體能夠正式採用DAO結構及其「治理工具」。這一發展象徵任何國家在合法化、鼓勵去中心化實體及其相關要件、元素等方面，都有很重要且指標性的參考。這些包括允許營利性DAO、非營利性DAO的註冊；承認DAO治理、投票進程、框架等方法與工具（例如代幣化）；為DAO的形成、協議及智能合約的使用提供了相關定義與規定。 三、指標性案例：CFTC打贏Ooki DAO的影響及後果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Ooki DAO」因被美國CFTC（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裁定為沒有牌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bZx」（其開發公司為「bZeroX」）做決策，涉及非法活動，於是控告Ooki DAO的積極參與成員（尤其是bZeroX的兩位創辦人），透過Ooki DAO控制 bZx，因此應對DAO的違法負責。由於此案例的Ooki DAO」在法律上屬於「非法人團體」（未經註冊之特定目的組織），所以導致DAO在法律主體的屬性或定性上備受矚目。 在「CFTC v. Ooki DAO」的案例中，由於Ooki DAO沒有任何「自然人」到法院應訴，就使CFTC取得壓倒式的勝訴，判決中最重要的是法官同意CFTC將DAO定義為「非法人組織」，由此DAO可作為「被訴主體」而承擔法律責任，理由更寫明Ooki DAO是美國《商品交易法》定義下的「人（Person）」。這帶來的法律影響與效果是：在DAO可作為被訴對象後，從此鏈上不再是法外之地，監管執法機構可以以此為突破口，對任何在鏈上DAO項目進行監管，理由是：鏈上DAO等同於「非法人組織（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其法律效果＝所有參與DAO治理的成員均有可能承擔DAO的相關連帶責任。 在我看來，這其實算老議題，但隨時間、判例與立法例的演進，DAO化組織與運用再次被翻起討論。換言之，目前的解決之道或方案，就是立法化成法人，或用現行法去解釋（但會有很多爭議或法律上扞格），或包裝DAO。 將去中心化的 DAO、DeFi 項目進行法律包裝（Legal Wrapper），以保障成員的有限責任已然是一個必選項。DAO的法律包裝（Legal Wrapper）是一種專門針對 DAO 的法律框架或法人實體的集合，為 DAO 提供在相關司法轄區下的公認法律地位。它的本質是將 DAO「包裝」在一個法律框架內，從而使DAO能夠與傳統的法律體系進行鏈接，在確保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保護 DAO成員有限責任的同時，打通DAO與現實世界交互的橋梁。 未進行註冊 DAO的創辦人和成員將面臨法律風險，特別是法律責任的風險。就像Ooki DAO一樣，一個未進行註冊的 DAO 可被視為普通合夥（General Partnership），一旦DAO被認定為普通合夥，那麼 DAO的每個成員都可能對DAO的所有資產和負債承擔個人連帶法律責任。而一個註冊的DAO能夠單獨作為一個法人實體，一方面能符合註冊地及其他司法轄區的合規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夠為DAO成員提供如公司組織形式類似的有限責任。 甚至，DAO的法人實體可註冊為不同組織形式：基金會（Foundations）、協會（Associations）、非營利（Non-Profit LLC）或營利性有限責任公司（For-Profit LLC）。組織形式和司法管轄地的實際選擇取決於 DAO 類型（社群 / 協議、服務、投資）、業務模式、代幣功能和其他因素。決定在哪個司法轄區設立 DAO 時，完全取決於 DAO 的業務模式、法律需求和偏好，通常有三個最主要的判斷標準：（1）DAO 是否希望產生收益，並向成員分配收益？（2）DAO 的去中心化程度；（3）DAO 在未來是否會發售代幣？」 [實務] 接下來介紹一些我從旁參與或觀察DAO的實務運作。 一、HeadDAO DAO的類型很多，包括DeFi、GameFi、SocialFi，也有 Collector的「收藏型 DAO」。在 NFT進入主流後，一些專注於收藏 NFT的Collector DAO就出現了。例如「FlamingoDAO」、「PleasrDAO」 和 「Jenny Metaverse DAO」 都屬於這類型的DAO，是一些專注於NFT收藏的營利性DAO，他們一直在NFT藝術品或投資商品上做積極投資與社群營運。 其中有一個就是HeadDAO。他們HeadDAO在美國及台灣都有社群，是訴求眾籌的力量，成員購買像素頭像NFT或這些像素頭像的轉手抽傭，變成HeadDAO主要資金來源，集合的資金將用來購買頂級藍籌（Blue Chip）NFT例如CloneX或BAYC，讓小資金也可買台積電的感覺，概念上像是購買零股或NFT界的0050。另外，HeadDao NFT以DAO的模式運作且發行「$Head」，使HeadDao NFT的持有者可質押賺幣或提供流動性賺幣。 不過讓我比較驚艷的是，HeadDAO竟然也有發展次組織「SubDAO」。subDAO是在一個更廣泛的DAO中，更小的、自治的工作組和項目。DAO已經是加密貨幣中的一項重大試驗，但subDAO是DAO領域中一個非常新的領域。 在傳統公司中要經過廣泛的招聘過程，才能得到一個有福利的受薪職位。在DAO中，這不會經常發生，我們可簡單地加入一個Discord服務器，開始提供價值並獲得報酬。當公司成長時，他們會在組織中增加新的部門、產品、業務垂直領域、團隊和倡議。subDAO就像這些新的組織結構，除了不遵循等級管理模式外，subDAO在與superDAO保持一致的同時，完全自主地運作。它們更像是子公司的關係。subDAO的執行力為Web3項目鋪開更長遠發展的路徑。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團隊有出色執行力的基礎之上。 而台灣的SubDAO是由HeadDAO台灣公會社群成員共同發起，附屬於HeadDAO 的在地化組織，期望通過建設DAO傳遞去中心化精神及進行創新實驗，同時推廣和交流以元宇宙為核心的知識、資訊、技術或相關的項目與經驗，更好地幫助想了解元宇宙的朋友、形成健康的社群，最終期望成為台灣首個以SubDAO概念成立的DAO典範。 台灣HeadDAO公會及SubDAO管理團隊，據了解目前是Kenjisrealm與IOYOI等人，社群成員彼此沒有利益連結，也不以利益出發去打造這個DAO，僅簡單地營造一個可持續、正面的、價值共創與為社群服務的附屬型去中心化自治組織「SubDAO」。 二、FABDAO FAB DAO，全名 Formosa Art Bank DAO，為公益 NFT 自治組織，由發起人黃豆泥、吳哲宇啟動台灣最大公益 NFT 募資專案「百岳計畫 Project % 」，集結跨域組織與個人，開創臺灣 NFT 結合公益、藝術、文化的新篇章。 FABDAO專注於非營利 NFT 鑄造與銷售、藝術家與藏家鏈上社群、區塊鏈體驗與區塊鏈公益普及教育。以良善與永恆為出發點，打造彼此相連的 Web3 元宇宙。藉區塊鏈最好的特質，在真實世界展開最好的行動。 由志同道合的醫師、藝術家、顧問、口譯、地方創生、教育工作者集結在一起，以福爾摩沙藝術銀行（Formosa Art Bank）為名，決定創立扎根於Web3的去中心化慈善組織，它也是 DAO於慈善世界的應用。 FAB DAO 認為，NFT 的價值來自社群共識，而人類文明最長遠的共識，應當是藝術作品、慈善行動、文化記憶。如果非營利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能發行、販售自己的 NFT，讓民眾「捐款即收藏」，加上智能合約提供的版稅機制，轉賣 NFT 等同「再捐款」給原本的 NPO。如果「捐款收據」是有價藝術品，捐款與投資的邊界將變得模糊，如果持有者反覆交易這些 NFT，等同替 NPO 們打造捐款永動機。 三、金融業的DAO？ DAO可以透過區塊鏈的架構來協助銀行克服常見問題，同時簡化內部工作流程。傳統銀行和金融機構通常是高度中心化的組織，由少數人控制，這使得他們的活動往往缺乏透明度。這種集中化結構容易受到腐敗、欺詐和管理不善等負面影響。利用DAO的去中心化特性，可以增強透明度、降低風險，並提升整體運作效率。 由於DAO體現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透明和安全等特點，它們可幫助解決上述問題，銀行或金融機構的DAO將能夠提供安全高效的服務，而無需實體基礎設施，而是依賴 DLT（分散式帳本技術）。 金融科技是一個廣泛的範疇，涵蓋提供金融服務所使用的各種技術，從網路銀行應用程式到線上借貸平台。過去，銀行在採用新技術方面進展緩慢，但COVID-19大流行期間迫使他們加速數位轉型，以保持競爭力。透過這種轉變，銀行能夠更好地適應現代化的金融市場需求，並提供更便捷和先進的服務。 在技術層面上，金融科技和銀行並非相互排斥，實際上眾多銀行現在已轉向金融科技解決方案，以應對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選擇是DAO，這對銀行及其客戶都有益。引入全球銀行業DAO意味著實現全面透明、降低成本，並提高公眾獲取金融服務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觀察這些組織將以多快的速度接受這種新的治理模式。 現今保險理賠程序相當冗長，據估計理賠審核成本佔保費收入的 50%-80%。此外，預防保險詐欺也是個棘手的問題。近來出現了幾個創新的保險方案。「CelsiusPro」專注於農業、畜牧業等產業的保險，利用感測器、物聯網技術和智慧合約，自動化評估是否達到合約約定的損害狀況，並自動補償農民。而「Bento.net」方案則跳過保險業，結合消費者、雇主、牙醫、牙科協會，形成DAO。消費者可透過智慧手機 App 快速購買保險，並享有透明保險計畫、搜尋網路內牙醫、快速估計等功能，同時避免超額計費和意外索賠等問題。這些創新方案為保險業帶來了更高效率和更便利的保險服務。 [奧義] 在我搜尋與參與相關DAO運作時，發現這世上有許多組織與工具，都環繞DAO這個新興趨勢，感覺暨奇幻卻又真實發生，彷彿平行宇宙確實存在且運行著，這些眉眉角角我稱之為「奧義」。 一、DAO* DAO*（或稱DAO star）為 DAO 定義了一個通用接口，類似於 NFT 的 tokenURI，因此各種型態與規模大小的 DAO 都更容易發現，對其成員來說更清晰，並且與未來出現的新型工具更兼容。 許多 DAO 已經以各種方式發布他們的數據。 DAO*已經標準化了這些現有的最佳實踐，使人們可以輕鬆創建和維護新的DAO和DAO工具。 DAO代表網際網路（或Web3）的一種可能未來。 DAO* One 是 DAO 生態系統中主要組織的圓桌會議。 DAO*為 DAO 和 DAO 工具構建可互操作的標準和其他公共基礎設施。每次圓桌會議都包括來自 DAO 生態系統中關鍵組織的代表，每個組織每次會議最多可以派出兩名代表。 DAO 領導人、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定期參加私人圓桌會議，討論由專業人士主持和總結。 圓桌會議每月舉行一次。 二、Constitutions of Web3 Constitutions of Web3（或稱Web3憲法）是一個網站，提供對 Web3數據集構成的初步分析。 如果我們屬於或身處在某 DAO 或 Web3的社群裡，可將該社群的章程放在此處，為DAO製定新的憲法或章程。 因此，Web3憲法創建許多素材來幫助我們追求DAO的新憲法。 首先是對 DAO 憲法的分析，包括每個DAO所宣稱的權利和價值觀，並將其DAO憲法置於數位憲法中。第二個是 DAO構成的數據集，Web3憲法預計這些分析和數據集會引起那些尋求更廣泛的DAO章程視角的學者或從業人員的興趣。第三個是製定憲法的指南，通過對憲法的分析和對憲法作者的採訪，Web3憲法提出開始起草憲法的建議，期望這對考慮憲法或處於起草早期階段的組織有用。甚至還有一個最小的憲法模板，當指南和Web3憲法的數據集結合使用時，能將該模板在憲法創建的最初階段會有所幫助。 三、Metagovernance（Metagov） 透過「DAO DAO」這個工具，一個網站與系統工具，可連結加密錢包，創建一個DAO，然後再「DAO生DAO」，藉此衍生與繼續創建、管理新的DAO，達成DAOs之間的彼此治理、互通與制衡，類似聯邦宇宙那樣。 這也是基於「線上治理」（Online Governance）不斷發展所衍生而來的生態。 競爭、意識形態和技術進步為新一代遊戲（例如 Minecraft、Seed）、社交網絡（例如 Mastodon）和協作平台（例如以太坊、Aragon）創造了條件。 新一代的線上社群正在改變線上治理的規則。 在這些世界中，用戶擁有自治權—聚集並組織自己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的權利，其目標是描述、支持和擴展這一權利。 但在網路治理方面，自治權並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或權力，它是由人們交互的平台架構啟用與限制。 同樣的架構還管理著不同的用戶生成機構之間的交互。 元治理（Metagovernance, Metagov）描述了這兩個相關的角色：(1) 啟用和限制用戶創建自己的機構的能力，及(2) 管理不同機構之間的交互，無論它們是Telegram上的小型非正式聊天組、GitHub上的開源社區，區塊鏈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協議，或法院與契約等已經轉移到這個數位領域。 四、DAO Harvard DAO 哈佛會議是一個在２０２３年4月間為期三天的會議，匯集從業者、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就DAO的研究、法律和政策考慮進行對話。該會議由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技術與公共目的項目和哈佛大學埃德蒙與莉莉薩夫拉道德中心共同主辦，。 DAO 哈佛會議匯集學術界、政府和行業的跨學科利益相關者，探討 DAO對社會的各種影響。以下為會議重點概要： 第一天「研究」：聚集多個機構的專家討論正在進行的有關去中心化社交技術的學術研究工作。研究人員將有機會展示他們最近的工作，並協調未來的研究重點。 第二天「法律」：聚集律師、學者和從業者，以確定 DAO 在嘗試與法律體係對接時遇到的當前痛點，了解當前正在嘗試的法律方法，並反思法律框架如何發展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主題包括各個司法管轄區目前如何處理公司註冊（例如懷俄明州 DAO LLC）、責任、稅收等。 第三天「政策」：是政策界、商界和學術界領導人的親密聚會，討論合作社、開源社區和 DAO 等組織在實現公平所有權和針對大型科技造成的一些危害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DAO 哈佛會議討論這些組織在實現其潛力方面所面臨的障礙，以及像 DAO 這樣的新穎實體如何改善美國的成果。 五、Snapshot 目前DAO的治理機制主要著重於對提案進行投票，透過賦予每位參與者投票權來避免DAO變成獨裁政權或停滯不前的情況。這樣的治理方式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鏈上治理，即在區塊鏈上進行投票和決策；二是鏈下治理，通常是透過社群討論、協商和投票來實現，而非直接在區塊鏈上執行。這些不同的治理方式都有助於確保DAO的決策過程是公平且參與廣泛的，以實現更加民主且有效的治理結構。 在鏈上治理完全允許在區塊鏈上進行，利用開源治理合約（例如OpenZeppelin / Governor）依據代幣持有者的投票結果自動執行提案，無需信任第三方的介入，是目前最接近DAO概念的實現方式。然而，鏈上合約需要大量的交易和審計成本，對參與治理產生了極大的抑制，限制了DAO的擴展和增長潛力。這也成為目前DAO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因此，未來的發展需要探索更有效、低成本的治理機制，以更好地推動DAO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 鏈下治理將投票與鏈上執行分離，在鏈下進行投票後，一組可信賴的人（通常是DAO的早期成員或大戶）稱為簽名者，負責在區塊鏈上執行交易以反映投票結果。自從2021年以來，DAO的數量顯著增加。除了其他客觀因素，Snapshot的出現也扮演了關鍵角色，促進了DAO的迅速增長和發展。Snapshot提供了便捷且高效的治理工具，使得參與者能夠更容易地參與DAO的決策過程，進而推動DAO生態系統的持續擴大。 目前Snapshot是DAO中最廣泛使用的鏈下投票平台。它提供了許多可定制和靈活的選項，包括可用投票選項的數量、投票權的計算方式、投票的計算方式、參與投票的條件、代幣的類型，以及投票持續時間等參數。這種高度可定製性使得那些需要隨著時間調整投票方式並且對協議有高度定製需求的DAO特別受益於Snapshot。透過Snapshot，DAO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和特點進行個性化的治理安排，從而更好地達成共識並有效地推動發展。 若一個DAO希望在提案投票方面使用Snapshot，他們需要透過ENS在Snapshot平台上建立一個組織帳戶，也就是所謂的「Space」。這個Space成為與該DAO相關的所有提案的中心，同時也為使用者提供資訊來源。透過這個Space，DAO可以管理成員的角色，並自訂提案和投票的相關設定，為治理過程提供更多彈性與自主權。 對Snapshot的資料分析可以看出DAO的活動趨勢。自 2020 年底以來，Snapshot 已經產生了近 2 萬個Space，超過 5 萬名作者提交近13萬份提案。此外，它還吸引超過 260 萬名投票者，這些投票者投出約 2000 萬張選票。然而，僅在2022年美國新成立的公司數量就達到170萬家，是DAO數量的 100 倍。如同傳統金融之於DeFi，DAO一樣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六、多簽錢包 在Web3世界中，一個組織需要擁有除了人員之外的資源，其中加密錢包是不可或缺的。DAO目前最廣泛使用的管理數位資產（包括加密貨幣、NFT）工具，是稱為多重簽名錢包的加密錢包，特別是Gnosis safe。 Gnosis safe 是一個在以太坊上運行的多重簽名錢包解決方案，由 Gnosis 於2018年推出。多重簽名錢包（Multi-sig Wallet）是一種需要多個人簽名才能將交易上鏈的錢包。相較於我們熟悉的單點驗證熱錢包，多重簽名錢包的使用體驗較差，需要多個錢包的簽名才能完成交易，但這樣也能保護資產的安全性，即使其中一個私鑰被盜取，資金仍然是安全的。 多重簽名錢包的應用範圍很廣泛，可以用於個人資產的管理、不同類型的 Protocol Treasury 管理，以及在智能合約中擔任重要角色（如擁有者）時，也可以使用多重簽名錢包確保重要功能或運作不會因為私鑰洩露而受到破壞。 [結語] 為何DAO會崛起且帶來新希望？西元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作為現代商業組織—公司法人的化身，奠定現代世界的經濟基礎。但是如今，去中心化的鏈上治理組織「DAO」可能會破壞公司制度的商業模式，就像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年取代有限合夥制一樣。 儘管DAO可能不會取代現行的公司型態，但已為現有的企業與社會組織提供新的營運解決方案。它們將成為特定專案的首選組織，如同台灣的文創產業或新創團隊，可選擇適用有限合夥（法）或公司法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等組織型態。 DAO的治理設計雖然涉及區塊鏈的技術，但仍需回歸到人類組織結構的基本思路。DAO 僅是通過技術降低組織協調的成本，若我們能掌握治理核心，那DAO創新營運的發展會更加開闊。 _______ 本文另刊登於方格子專欄： https://bit.ly/3QmAFRK